苏青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是乱世中的佳人,最后才是文人。
苏青是宁波人,十八岁结婚,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后来移居上海。
苏青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文章也写特别得不浪漫。她写文章凭的是见解,不是想象力。她总能说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话,比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如果苏青活在今天,绝对是个大V 美女作家,篇篇文章十万加。而且,她会特在乎那点赏钱,她不觉得丢人。她笔下的男女关系,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丝毫不过时,在她那个时代,可能是惊世骇俗吧。她会单刀直入地告诉你,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爱男人遗下的精子。
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苏青并不像张爱玲那么飘忽,她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子。要找苏青,其实不难,上海女人都是她这款,做人的欲望是赤裸的,她们都想投资理财,若不能获利,那是知识不够。她们对鲜花的兴趣不是没有,却不那么大,在上海女人眼里,唯有果子才是真实的。
苏青说,她对男人没什么偏见,男人看女人,无非是青春美貌。只是在一切都不怎么可靠的社会里,还是金钱和自己的孩子实在一些。
她接二连三生下的,偏偏是女儿。在那个旧社会环境里,受尽公婆和小姑的冷嘲热讽。再加上,丈夫是个大少爷,只顾在外花天酒地,另结新欢,不负责养家,还死要面子,不许她找工作。她一个柔弱女子,没有收入,不得不向丈夫讨钱补贴家用,为此经常挨打。她不想如此耗费一辈子,提出离婚。从此,生性倔强的她,开始卖文为生。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道:“ 大多数人所成为的,并非是他们想成为的人,而是不得不成为的人。”
苏青原本也想依附婚姻,过四平八稳的寻常日子。婚姻破裂后,不得不冒险突破。她是逼上梁山,无奈之下成为职业作家。
她从不讳言,写作对她来说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她笔下的文字,全是原生态的生活琐碎,凡夫俗子的衣食住行、世态人情。她的语言是贴肤、可感、有温度的。你会觉得,苏青就是一个特别有性格的邻家大妹子,她跃然在眼前,口齿伶俐,不饶人,有脾气。她不像张爱玲和文字隔着距离,张爱玲将自己藏得很深,读者无法触及。
战争让人颠沛流离,在大时代面前的人们特别无力,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但这不妨碍,在无力中用力。外面有炮火轰炸,苏青也要冲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她只是想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写文赚稿费,过自己的小日子。
她没有如丁玲那般,有着英雄梦想,投奔延安。也没有萧红那么浪漫,每次都大着肚子和别的男人结婚。苏青和那些女作家不是一路人。
她没有好高骛远,没有非分之想。她脑子清楚,勤勤恳恳,关注柴米油盐,她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女子,她只看眼前,只关注能抓在手心里的,有一点是一点,没想成为传奇。她写的全部是饮食男女,婚姻生育,细细碎碎,看起来都是边角料,却富有张力。
苏青,她自带光芒,时刻温暖着周围的亲人,她也有抱怨,说处处只有她呵护别人的份,谁来呵护她呢?母亲子女弟弟妹妹哪个不等她来顾?可是她又说既然不可逃避,就要负起责来。
她内心里也希望有男人保护,她与张爱玲谈话时提到,丈夫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她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
苏青还对张爱玲说,“ 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只有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她的确是个正常女人,离婚之后,也会感到寂寞。
男人们来来往往,和她探讨文学,视她为红颜知己。“ 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子,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办法。可是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每次男人离开她,只能忍住眼泪对自己说,她也是在玩弄男人的。“ 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还要写她的故事。
她不是没有再婚的可能,而且遇到过有权有势并且爱她的男人,有一次和那个男人一起吃饭,三个孩子怯生生地从门口探出头来,显得唯唯诺诺的样子,当时她就下定决心,终身不再结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孩子之中。
解放后,张爱玲明白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必须离开。苏青没有走,她幻想着新社会必有新气象。
苏青脱下旗袍,换上人民装,坚持自学俄语,主动求职,当上编剧。
1955年,她写信和贾植芳讨论学术问题,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坐牢。作为文人的苏青,从此陨落。
文革十年,几乎天天受批斗,作为女人的苏青,却顽强地活到1982年。
女人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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