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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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谈余华之前，先讲一下自己的一些事情。权当是介绍我之前初读《活着》时候的“知识储备”吧。
我在河南广袤的农村长大，从小耳濡目染了这块大地上流传的许多往事。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从奶奶那里听到的，有的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奶奶告诉我，当年人们在她们村子南头的麦地里打仗。那是收麦子的季节，天气正热，打完仗之后那些尸体就横七竖八躺在麦地里，臭气熏天。麦子都没法收，因为人们进不去麦地。
去年过年回家，又跟奶奶聊起这件事。我根据奶奶描述的时间和地点推测出来，那场战争应该就是发生在1948年下半年的宛东战役。当时她也还不过是几岁的孩子。
奶奶经常提起的另一段往事，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饥荒。
奶奶说当时人都饿的路都走不动，肚子涨得很大，把肚皮撑成薄薄的一层。快要饿死的人就自己往死人沟里爬——万一死在家里，活着的人没有力气抬他。当然更没力气挖墓穴，所以就有了死人沟、乱葬岗。
当时由于大跃进的指标，农民需要提高粮食的产量。但是那些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任务却又一层层往下分派。于是到了基层这里，为了交差只好谎报产量。这样固然是在账面上完成指标了，但农民需要上交的公粮大大增大，最后手里就真的没多少余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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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角是隔壁乡的一个女队长，女队长有一个八岁的大儿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儿子。
有一天女队长要去县里开会，临走前给大儿子两个饼，告诉他，“照顾好你弟，等我开完会回来给你带白面馒头。”
两天后，女队长回到家里。看到大儿子躺在床上睡觉，就叫醒他，问，“你弟呢？”大儿子揉揉眼睛，答道，“在锅里，妈你也去吃点吧。”女队长眼前一黑，一屁股滑到地上。于是又连夜去了市里找领导，这才如实汇报了下面的缺粮实情。
据说这件事情震动很大，后来上面紧急调粮过来，我们地区的灾情才开始缓和。直到很久之后，我每次在史书中看到“人相食”这三个字的时候，总会想起我们乡间流传的这个故事。
那时候年龄不是很大，这些事情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一样遥远。
后来从历史课本上学到了解放战争，学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也仍然没有意识到奶奶口中所说的这些事，竟然就是历史的另一种记录。
直到读了余华的《活着》，才意识到那些像女娲补天一样的传说故事，可能就曾真实地在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发生过。并且作为一个短暂的插曲，参与到历史的进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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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批作家之一，也是我买过书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有一年，父母从外地回家过年，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就给我买几本书带回来吧。一次是余华的《活着》和李泽厚的《华夏美学》，另一次是《简爱》和《鲁滨孙漂流记》。
最初买的那四本书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活着》。
《活着》大概10万字左右，是一部中长篇小说。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地主少爷福贵的命运。
福贵本来是个纨绔子弟，因为赌博被人暗算了全部家产；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适逢内战，又被拉去当壮丁；后来被放回家，赶上土地改革反而因为雇农身份保全了性命；但之后又赶上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变革……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抛弃他，他所有的亲人都在不断去世，直到最后剩下他只身一人。故事的最后，他拿着积攒了几年的钱，从屠宰场上买了一只快要死掉的老牛，从此和老牛相依为命。
“在黄昏的朦胧中，”余华在这本书的结尾写道，“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这时，历经沧桑的福贵和老牛浑然一体，渐渐消失在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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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活着》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读者，连最基本的叙述者和作者都难以区分。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余华就是《活着》中的那个“我”，那个去乡下采集民间故事的城里的年轻人。
读过这本书你就会发现，整本书中的“现实”时间只有一个半天，就是“我”在树下听福贵讲他一生的故事的那个下午。然而福贵一开始讲述，书中的这个“我”就变成了福贵，而不再是那个听故事的年轻人。
直到最近重读这本书才意识到，对《活着》这个故事而言，这样一种叙事角度是很必要的。
当余华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就让那个年轻人的“我”来说话。当余华想要讲故事的时候，他就让那个福贵的“我”来说话。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福贵那个“我”所讲的故事多么凄惨，多么巧合，多么不幸，甚至多么不真实，余华都不必为此直接负责。因为经过层层包装，余华已经把自己隐藏到幕布的最深处了。
于是这个藏在深处的余华，通过这个故事有力地表达了他关于活着的思考：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这句话在年少的我看来是如此富有哲理，而个故事的结尾又是如此地富有诗意，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福贵和老牛都沾满了泥的脚以及他们消失的那个黄昏，都常常在我心头浮动，而且——现在看来有点莫名其妙——还会给我以坚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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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的压力减退，阅读的视野开拓的时候。当我开始为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彷徨、无助，找不到意义的时候，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句话：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吗？
我开始质疑余华给出的答案。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那只要呼吸就够了，为什么我还要拼命学习，拼命向这个世界发起进攻呢？为什么我的心里还在渴望成功，渴望更好的生活呢？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余华的这个道理，其实是被逼出来的道理。是被动承受无情的命运之后，不得不给自己的存在一个解释。而且，这不是福贵给自己的解释——而是余华给福贵的解释。
然而，这个解释在福贵悲惨的命运面前，是无力的，是不成比例的。余华说，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人，福贵他凭什么和他如此不堪的命运握手言和？其背后的精神资源又来自何方？难道仅仅是出于逆来顺受的习惯？当命运一次次对他发动袭击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怨言，就像一个黑洞，毫无反弹地吸收着一切苦难。
这个时候，其实余华写的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人是不会这样的，人会反抗，会挣扎，会像约伯那样，面对不公的命运，奋起质问上帝，要求同上天辩论。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你就会发现，余华写的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牛。一头逆来顺受，毫无怨言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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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福贵和牛的关系，从头到尾都有很多暗示。
比如，福贵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是和那头老牛一起——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
而福贵在买老牛的时候，自己也已经是行将就木之人了，买的老牛也是一头被准备送到屠宰场去杀掉的牛。买回家之后，福贵给它取了个名字，也叫福贵。而且福贵自己也说——“后来村里人也开始说我们两个很像，我嘿嘿笑，心想我早就知道它像我了”。
在故事的最后，余华杀死了福贵的所有亲人，却留下了他自己一条老命。余华没有将他杀死，而是施展文学的魔法，将他变成一头老牛。
这个时候，福贵不但从内心变成了老牛，就连外貌，也在逐渐变成老牛了。如若不是这样，福贵便无法承受命运加给他的磨难。而且，余华这个故事也无法完成漂亮的收尾和升华。
将福贵从人降格变为老牛的时候，余华的道理就讲通了——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变成牛的福贵不会再感到痛苦，除去七情六欲之后，活着被简化为一呼一吸之间，生命也就只剩下了寂静与安详。
最终，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大地上——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
《活着》是一部漂亮的文学作品。余华在这里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同时也给了一个能自圆其的答案。但是一个未必经得住质疑的答案，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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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活着》很多年之后，大概是前年或去年，读了余华的《兄弟》。
《兄弟》分上下两部，一共约50万字。上部是文革中的故事，描述的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下部是当下的故事，描述的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兄弟指的是李光头和宋刚。上半部中两人都还是孩子，作为拖油瓶重组为新的家庭，成为兄弟。下半部兄弟俩长大成人，在价值迷失的时代，因为一个女人而彼此决裂。整个下半部，其实都是一部真实却又不堪入目的闹剧。
《兄弟》这本书，是继《活着》之后，余华创作的又一个分水岭。而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半部上承《活着》，下半部下启《第七天》。
单看《兄弟》上半部的话，更像是《活着》的加强版。从可读性来说，跟《活着》一样，也是可以一口气读完的。
毕竟在经历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之后，余华的叙事技巧更加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活着》仅仅能让你哭的话，那《兄弟》则能让你笑着哭。在幽默中描写悲情，是余华擅长的笔法。
然而，《兄弟》的下半部因为过度介入现实，总让人有种无厘头的感觉。你明知道余华是在讽刺现实，可他的讽刺还是距离现实太近了，以至于讽刺不成讽刺，现实不成现实。
不知道是我们的现实太过于魔幻，还是余华的魔幻太过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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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想到的是，《兄弟》下半部这样的写作思路，在后来的作品中不但没有进行规避，反而更被发扬光大了。那便是之后的《第七天》。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余华引用了《旧约·创世纪》中的一句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而全书的结构也是按照七天的顺序，分为了七个章节。只不过，《第七天》描写的是一个人在他去世之后的七天中所经历的事情。
这个人由于没有钱买墓地，而不能被火葬，于是就到处游荡，渐渐回忆起他生前的种种事情。最后他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聚集着不幸死去的人们。他们在那里互通有无，彼此安慰，看起来更像是个难民营。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别人告诉他，那个地方就叫——死无葬身之地。
这本书扉页的话和构思的框架都在一开始就将我镇住。读前三段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心潮澎湃。读到第四天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余华引用《旧约》那句话的目的。
他大概是要以此来嘲讽上帝：看吧，这就是你七天创造的世界，你凭什么就此安息呢？来吧，我余华也用七天时间，让你看看你所创造的究竟是怎样一个荒谬的世界！
所以，余华就同样用七天的时间，以一个死去的人的视角，描写了他眼中所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看到这里，也许你已经明白了这本书的整个框架和野心，并且想要一睹为快了。但是等到你真正翻开书的时候，恐怕你就会感到失望，因为落差是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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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出版后，余华曾不止一次地说，社会新闻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创作题材。而《第七天》的发表，则再次证明了余华对社会新闻的热衷度。
因为，就实质内容来说，《第七天》更像是一本社会类新闻的串烧。里面有火车上的弃婴，有失散多年的母子，有因为男友送假而iPhone跳楼的女孩，有隐瞒伤亡人数的大火……
余华本人大概是希望以社会新闻直接作为素材，从而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行介入。然而问题在于，社会新闻本身作为一种已经经过媒体制造过的二手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应我们最真实的处境呢？
还是说，成为国际知名作家之后的他，再也无暇深入真实的生活，而只能从社会新闻中去了解现实？
显然，写《第七天》的时候，余华所有的仅仅是一个看似宏大的框架，而对于框架之中将要填充进去什么内容，他似乎并未进行深入的考察。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第七天》只能算是一个很好的idea，用来写一个短篇还行，但很难支撑起一部长篇。强行在里面塞进去乱七八糟的材料，最后只能成为一个虎头蛇尾的东西。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余华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就是故意在尝试这种粗糙的写作方式，并以此类似“行为艺术”的文学方式，来发出他的声音。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言，我不会这样去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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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最想写小说却又写不出来的那段日子，我突然意识到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去读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也许会比后期作品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那个时候就去找来余华的早期作品来研究。所谓“早期”，我的指的是他写《活着》之前的作品，那大多是短篇小说。后来发现，这些小说写的都很好，比如《现实一种》、《黄昏里的小男孩》。
余华这时期的作品人们将之归类为“先锋文学”，它们大多描写血腥、暴力、死亡，描写人性之恶。独特的是他的叙述风格，无论所讲述的事件是如何的残酷血腥，他始终是平静而沉着的，同时以细腻的笔触将一切的残忍冷静地刻画出来。以至于有评论家说他“血管里流的不是热血，而是冰渣子”。
相对于《兄弟》或《第七天》，余华那个时期的作品虽然技巧并不算纯熟，但却有着真正的独创性和生命力。那是一种私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写作，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类似奥康纳的邪恶和灵性。
从《活着》开始，余华的写作开始面向更广大的群众。到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再到《第七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余华的生活和观念或许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随着一起改变的，可能还有他对待文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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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最的一本书是2015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里》。这是一本随笔集，有游记，有书信，有给别人写的序，不一而足。大概的主题与他两年前出版的另一本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相类似，都包含着对当下的反思和评论。
有人说，有点像公知，有韩寒的味道。
从那些随笔里也才知道，这些年余华一直在世界各地奔波。开始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撰写专栏文章，文章通常以他自己的经历开篇，以一个流行的段子结尾，文章内容则涉及海关征税、审查制度等各种话题。
除此之外，余华手头还在准备一部百万字的大部头，新书讲述的是江南小镇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这本书在《兄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后来被《兄弟》和《第七天》插了队。目前还在难产当中。
现在，相对于余华的作品，我可能对他的这个人更感兴趣。他曾在一个南方小镇当了五年牙医，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他在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感到无聊之极，然后开始写作。
而现在，我也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他当年曾经拔了五年牙的那个小镇。我在这里工作，准备在这里定居。可是，来到了余华的家乡，也读了余华这么多年之后，却突然发现好像还是把握不住他。
我确信他早已有了足够的写作技术，来写任何他想要写的东西。可与此同时，他写出来的东西却越来越让人感到隔靴搔痒。
似乎隔着作品能够看到重重帐幕，而他则隐约躲在最深处，影影绰绰。你无法判断他是在作秀，还是在故弄玄虚。
或者，仅仅是真的想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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