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的部落联盟共主，舜在任期间做的大事儿，也许就是使部落联盟的逐步瓦解，从而向封建国家的雏形过渡。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是要弱化“四岳”、“十二牧”的决策话语权。但是内部权力的更迭，你不能明着来，否则可能会导致冲突，酿成剧变，聪明的领导者往往采取分化的方式，简单说来就是，不动你的职位，架空你！
如同尧当年一样，舜也向“四岳”征求人才，与尧不同的是，舜一下子任用了二十二个人，分掌职事，职责划分很是明确。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给光绪帝出的主意：对守旧的大臣，高官厚禄以奉养之，不使之参加任事；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不是得经慈禧同意么，那好，你光绪帝对维新派的核心成员，封小官给实权。舜的时代，虽和清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样的见识，这样的举措，实在是开创性的。
二十二人都在各自分管的职位上建立了大功勋，其中功劳最大的当然是禹，用十三年的时间，“过家门不敢入”，平定了水患，“批九山，通九泽，决久河，定九州”。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分天下为九州，相传还铸了九鼎。后人常说的“定鼎天下，一统九州”，便是从此而来。（九鼎在周代最著名，但是不是禹的那九鼎不好说；此九州为古九州，与后世各州的划分不同。）
分定九州的功用，既是地理行政的区域化管理，又安定了民生，然后在此基础上保障了分封贡赋制度的实施。即所谓五服。以天子之国为中心，每向外方圆五百里为一服，分别谓之“甸服”、“侯服”、“绥服”、“要（约束之意）服”、“荒服”。“甸服”之内大概是直属的，是粮食等贡赋的主要来源；“侯服”大概是分封诸侯，以为采邑；“绥服”尚能属于教化之地，“要服”也还不是法外之地，“荒服”大概只是名义上的统治区了。
以上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有了国家政治的雏形。但是这种雏形初具规模，并没有形成定例，且联盟下的部落势力仍不可忽视，世袭还不具备，仍需要部落到部落之间共主的代换。舜的儿子商均不肖，禹贤且有定鼎天下的功绩，继任者自然就落到了禹的头上。通过治水，分定九州，禹在部落联盟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可以说早已是众望所归了。舜预先选定了禹，舜崩后，三年丧期满，禹也学舜当年，跑到阳城，避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诸侯不去朝拜商均，纷纷来朝拜禹，于是禹成为部落联盟的共主。这里面的道理，和尧传舜当年是一样的。
禹即位后，本来选定的接班人是皋陶。皋陶资历威望很高，在舜的时代担任司法官，是舜任用的二十二人之一。《尚书》中有《皋陶谟》一篇，虽是托伪之作，亦可见后世之尊崇心理。可惜天不假年，皋陶卒于禹的前面。禹然后又定了益接班。益是当年禹治水的助手，虽也有功绩，但是资历威望相对就差一点了。禹崩之后，按照尧舜“禅让”的故事，本该是益接班了。益在禹三年丧满后，也学前辈们，跑到箕山，避位禹的儿子启。结果，这回没按从前的剧本发展，大家都跑到了启那，拥护启接了班。为什么会是这样？司马迁给了两个理由：一，启贤，天下属意；二，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这里面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所谓启贤，说明禹留下的统治基础很牢固，本部落的实力仍是最强大的；二，当年舜接尧位，从被任用到尧崩，经过了二十八年；禹接舜位，从被指定接班到舜崩，经过了十七年；益本来资历威望不是特别高，又没有这样的经历，很难让天下诸侯信服。相较之下，还是选择站队到启那边比较保险。
启继位，当然也有不服的，有扈氏就公开反对。启于是对外发布了外交辞令的檄文，率领部落联盟讨伐。启明确说，凡是三军用命的，给你光宗耀祖，不肯卖命的，杀你全家！这便很有强权政治的意味了。结果灭了有扈氏，“天下咸服”。这样的军事强权政治下，不敢不服，有扈氏就是榜样。
这就是常说的“禹传子，家天下”，中国历史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早期国家的转变，“禅让”也就被世袭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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