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掩书土田和战国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关(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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