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7日是上海音乐学院建校90周年校庆之日，九十年前在上海创立时，校名为“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博士共同创办，萧友梅出任国立音乐院院长。
萧友梅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专业音乐宗师，也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他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萧友梅
萧友梅（1884—1940）字思鹤，广东香山人，1884年1月7日出生于广州府香山县石歧镇兴宁里，香山是一个地杰人灵之地，历代名人辈出。萧友梅的父亲萧煜增是秀才出身，并以塾师为生，萧友梅自幼在父亲开办的家馆里学习古文典籍。
1889年，萧友梅随全家移居澳门，在陈子褒创办的塾馆——“灌根草堂”学习，陈子褒是一位平民教育家，致力于儿童启蒙教育，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授课，亲自编写粤语白话小学教材。萧友梅在这所新式学堂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而且还学习了英文和日文，在外语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来到澳门行医时，与萧家比邻而居，由于都是广东香山同乡，因此两家过从甚密，尽管当时萧友梅年少，但也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染和影响。当时萧家邻居中有一个葡萄牙神甫经常在家弹奏风琴，萧友梅被传来的天籁之音所吸引，由于耳濡目染，颇受音乐熏陶，并进而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99年，15岁的萧友梅考入广州“时敏学堂”，这是广东第一所民办新式学堂，由邓家仁、邓家让两兄弟创办于1898年，之所以取名“时敏学堂”是因为取“敏于时务”寓意，学堂仿照西方学校设置课程，除讲授传统课程之外，也学习数理及外文等课程，这在当时是对传统的极大挑战，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萧友梅在这所学堂开始接受新式现代教育，当时学堂还设置“唱歌”课，而且是学堂的正式课程之一，而这也是萧友梅最喜欢的课，并由此开始正式接触现代音乐。
1901年，萧友梅从“时敏学堂”毕业时，与一些同学跟随校长邓家仁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补习课程，不久即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学习。
1904年，萧友梅又开始在东京帝国音乐学院选修钢琴和声乐，实现了他儿时学习音乐的梦想和愿望，也正式开启了他学习现代音乐之路。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政治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当时由相当一部分留学生积极响应，萧友梅基于对孙中山的崇敬和信赖，也积极参与其中，经孙中山亲自介绍，萧友梅于1906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6年底，中国同盟会重要成员刘道义、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策划和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东京总部成立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
这次反清武装起义遭到清政府的全力围剿和残酷镇压，清政府委托日本政府缉捕一些组织者，孙中山为了躲避日本密探的跟踪和缉捕，在萧友梅的住处藏匿达一个多月之久，孙中山对外的联络工作，全都由萧友梅担当，孙中山年长萧友梅18岁，二人以叔侄相称，共度危难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09年夏，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国，他在日本留学长达八年之久，并且专心致力于学业，这在当时成千上万的留日学生中也是不多见。萧友梅回国后不久，在北京故宫保和殿参加了清政府专为留日学生举行的“殿试”，而“殿试”则为科举考试中最高层级，萧友梅中“文科”举人之功名，尽管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但也比其父亲的秀才高出一个阶梯。
1910年，萧友梅被清政府派为学部视事，学部是清政府设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部，而视事则是一般官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萧友梅奉孙中山之召去了南京，被孙中山委任为总统府秘书员，协助孙中山处理国务。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迫下野，但袁世凯不肯前往南京就职，而是坚持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力促南京政府迁往北京，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萧友梅不愿北上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服务，遂南下返回广州，在胡汉民主持的广东省都督府担任教育司学校科科长。
1912年11月，在孙中山、胡汉民、蔡元培等老同盟会员的帮助下，萧友梅作为广东省公派生被派往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同时在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和作曲，莱比锡音乐学院是由德国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于1843年创建，是德国创办时间最早的音乐学院。
1915年夏，萧友梅修完了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规定课程之后，开始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并于1916年秋以《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论文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萧友梅的这篇论文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研究民族乐队历史的专论。
萧友梅
萧友梅又从莱比锡来到柏林，入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期间撰写了《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乐阶概说》等音乐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柏林学习期间，萧友梅又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研究作曲、配器、指挥以及古谱读法等音乐专业课程。
1920年夏，萧友梅回国，时值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萧友梅到教育部担任编审员，这也是萧友梅在时隔10年之后，再一次回到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任职，开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
也是在这一年，章太炎提议由《尚书》中的《卿云歌》作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其中“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等词，象征中国的国运昌盛，萧友梅应邀为《卿云歌》谱曲，1922年7月1日，《卿云歌》被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为国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1920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赵元任等人共同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音乐教育园地，后经萧友梅建议分成音乐和体育两个专修科，萧友梅出任音乐科主任。
萧友梅与北京女高师师生合影
萧友梅身为教育部官员，极力推进音乐教育的普及，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相继成立了音乐系（科），现代音乐教育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
萧友梅在京城安顿下来不久，即前往沙滩红楼，谒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非常器重萧友梅的为人与才能，遂邀请萧友梅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音乐讲师并兼任该校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之主张，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研究会、美术研究会等研究会，以此提倡和推广美育教育。
1922年8月，在萧友梅的提议之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被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以教务主任负责主持实际工作，其宗旨是“传习西洋音乐，保存中国古乐，培养合格的音乐教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实行新学制时，萧友梅提议将“乐歌”课改名为“音乐”课，并且规定为小学的必修课，他还在京城的其它一些高等院校音乐系科担任兼职教授。
萧友梅还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管弦乐队并亲自担任指挥，这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只有17人，是在原海关税务局管弦乐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戏称为“马褂乐队”，曾举办过40多场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外国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在京城刮起一阵音乐旋风，吸引了许多音乐爱好者，想要学习音乐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萧友梅逐渐萌生了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他也曾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交了筹建音乐学院的计划，但却都石沉大海，没有被采纳。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
萧友梅还致力于音乐教材的编写，曾先后编写了《风琴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和《小提琴》，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编著的《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教材歌曲和个人作品专辑，其中1922年创作的《问》是萧友梅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曾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广为传唱，“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是表现对当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深忧虑。
1923年萧友梅依据白居易的《新霓裳羽衣歌》创作的音乐作品《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第一部管弦乐曲，而其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创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则是最早讴歌五四运动的歌曲。
1925年，北京美术学校更名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时，增设了音乐系和戏剧系，萧友梅出任音乐系主任。
萧友梅在北京的居所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每天练习钢琴两个小时，还经常抽出时间辅导新人，并将新创作的歌曲教授他们试唱。萧友梅的居所也是京城著名的音乐沙龙，赵元任、刘天华、李四光、王世杰、林风眠、陈西滢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其中王世杰成为他的妹夫。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北京社会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现场需要演奏哀乐，萧友梅怀着悲痛的心情，将自己在1916年为悼念黄兴、蔡锷所创作的《哀悼引》，改编为军乐演奏的《哀悼进行曲》，并在公祭现场演奏，乐曲深切表达了民众对孙中山先生逝去的哀悼之情。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阀打败了直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接管了北京并掌控了北洋政权，张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正式就任陆海空大元帅，其亲信刘哲奉命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刘哲上任之后，就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了北京城内国立高等院校中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对刘哲所为极为不满，愤然在《音乐杂志》上发表文章抗议和谴责，进而辞职南下，追随蔡元培另谋发展。
此时，国民政府在南京刚刚成立不久，蔡元培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萧友梅将多年梦寐以求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提交给蔡元培，在蔡元培多方斡旋之下，南京政府很快就批准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
1927年11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萧友梅出任教务主任，并实际负责学校教学事务，后因蔡元培确实无暇顾及校务，遂由萧友梅代理国立音乐院院长。
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创办初期，许多学生慕蔡元培之名而报考，萧友梅亲自主持招生考试，以寻觅和选拔有音乐潜质的学生，最终经过严格考试，也仅是录取了23名学生，后来由于经费短缺和学院办学规模的扩大，不得不经常变更办学地址，以适应学院的实际发展需求。
1928年9月，萧友梅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等问题与校方发生矛盾和冲突，导致学生罢课并最终激发学潮，萧友梅被搞得疲惫不堪，遂向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提出辞呈，躲到莫干山养病，此时萧友梅已经染病并时常咯血，国立音乐院也宣告暂时停办。
由蔡元培所倡导的模仿法国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教育改革彻底失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进行了修订，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农、工、商、医、教育八个学院，设置3个学院以上者方可称之为大学，而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改为专科学校，依据这项规定，国立音乐院被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9年8月19日，萧友梅又被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聘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
为了推进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萧友梅广揽音乐人才，他坚信只有一流的音乐师资，才能培养一流的音乐人才，萧友梅慧眼识珠，聘请了只有25岁的黄自出任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音乐教学工作，常常三顾茅庐聘请钢琴、小提琴、琵琶等演奏家到校执教，萧友梅还依据当时的国情，设立了多个学科组，不但传授西方作曲理论及表演艺术，而且还传授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技术，为中国现代音乐高等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许多后人为之效仿的创举。
为了向全国普及现代音乐教育，萧友梅特意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请各省选拔和推荐有音乐基础和特长的学生，送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或进修，并实行定向培养，学生学成之后再返回到原籍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以此在全国各地播撒音乐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期，萧友梅与黄自等人先后发起成立了乐艺社、音乐艺文社等音乐社团，组织编辑出版校刊《音》、《乐艺》、《音乐杂志》《音乐月刊》、《林钟》等音乐期刊，这些音乐期刊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推动现代音乐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工作之余，萧友梅积极从事音乐著述和音乐创作，认真编撰小提琴、和声学、普通乐学等教科书，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可谓是殚心竭虑，他决心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打造成为具有一定规模且与国际水准接轨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原址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萧友梅就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号召全校师生为抗日义勇军捐款，并将募集到的捐款，汇给时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还为抗日义勇军创作了一首《从军歌》，传唱一时，对鼓舞青年从军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早在“五卅惨案”发生时，萧友梅就曾创作了《国难歌》、《国耻》等歌曲，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关注民族的命运，为时代呐喊。
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了数十万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史称“淞沪会战”。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江湾的新校舍也被日机炸毁，萧友梅组织人员将学校迁址到法租界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租用几处民房，不挂校牌，但继续坚持招生和上课。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萧友梅要求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内迁办学未果，而面对汪伪政府的延揽和聘用，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显示出其高度的民族气节，坚持在风雨飘摇的孤岛继续支撑办学，萧友梅在《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为了便于学校能够在上海立足，萧友梅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更名为私立上海音乐学院，
1939年9月，萧友梅又将学校迁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办学，长期办学的艰辛，加上精神上的苦闷，导致萧友梅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年身染的肺结核病复发，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出血，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最终因医治无效，在上海体仁医院病逝，享年只有56岁，遗有年幼的一儿一女，其妻子戚粹真也与五年后病逝。
萧友梅逝世时，家庭条件已经极为萧条，丧葬费都是由师生捐赠的，萧友梅灵柩被葬在上海虹桥万国公墓，墓碑上的碑文为叶恭绰的手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博士之墓”，叶恭绰为书画大师，与萧友梅同为广东同乡，曾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还曾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交通大学校长和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大上海。解放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萧友梅的名字常常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五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对市区进行大规模规划和改造时，由于萧友梅亲属没有看到报上刊登的有关迁坟通知，以致未能及时办理迁坟，导致萧友梅之墓被填埋，最终下落不明，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1982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55周年校庆之时，为著名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萧友梅博士青铜塑像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萧友梅的学生、时任副院长的丁善德介绍了萧友梅的生平，萧友梅的学生、时任院长的贺绿汀为铜像揭幕剪彩，萧友梅的儿子、意大利籍画家萧勤也专程从法国赶来参加揭幕仪式并讲话。
萧友梅的半身青铜塑像高90公分，重111公斤，由雕刻大师刘开渠先生亲自设计雕塑，大理石底座上镌刻着“本院创始人萧友梅博士1884—1940”字样，这是中国为现代音乐家铸造的第一尊铜像，以此纪念萧友梅博士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不朽功绩。
萧友梅青铜像
上海音乐学院这一感恩和尊崇之举，可谓是惊动了当时整个中国音乐界，许多人惊呼：“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啊！”这标志着萧友梅的历史功绩被官方重新评价和肯定，其音乐理论体系也必将被重新树立起来。
2012年4月15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现代音乐家（一）》邮票，全套邮票共四枚，分别是萧友梅、刘天华、贺绿汀和马思聪四位音乐家的肖像，其中刘天华曾是萧友梅的北大同事，当年也是“马褂乐队”的成员之一，贺绿汀则是萧友梅的学生，而马思聪则是小萧友梅28岁的广东小老乡。
国家名片中的萧友梅
萧友梅的邮票背景是其歌曲《问》的五线乐谱，伴以他的作品《新歌初集》和《今乐初集》的封面，画面具有浓厚的音乐氛围，这是一个国家以邮票为载体，将萧友梅的音乐形象镶嵌在国家名片之中，具有非常的历史意义，也标志着萧友梅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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