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杰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申请去美国留学，并且获得了充足的奖学金，这对他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同时我知道，为得到这个机会，他也付出了很多。
他是1989年研究生毕业，1986年本科毕业，理论上必须等到1991年夏季以后才能够出国留学。
美国方面为他保留奖学金时间到1990年为止，他必须在1990年夏季，去美国留学，这就是症结所在。
小杰老家是辽宁，爱人是云南人，都是小地方。
我本人和小杰私交不错，对于他在青院工作，一直不解，毕竟他的专业情况，起码应该去医院或者医学院工作，才有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
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处境，但无能为力，可是无能为力中，我特扯淡地冒过一句话，或许让他茅塞顿开。
1990年暑假一过，小杰没有来学校报到上班，只是从机场给学校打了个电话，说他马上坐飞机去美国留学，学校还没反应过来，人家搭乘的航班已经起飞了。
那时候没有来电显示，我估计小杰未必是在首都机场给学校打电话，而学校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后，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随他飞走了。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内心挺不是滋味，毕竟我的那句话太扯淡，我只是希望他不是因为我的那句话才这样做了。
那句话是什么？
“你老婆的老家，天高皇帝远，谁知道你是大学研究生毕业呀！”而恰恰在当地，他们偏偏有负责户籍管理的亲戚，而且是绝对的近亲。
在大数据时代，这句话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您好好琢磨。
我真希望他是被特许出国留学的。
我的这句话还曾经和一个北京籍北大理科校友说过。这家伙胆子够“肥”，在获得外方的资金支持以后，因为无法在自己所在机关申请护照，干脆辞职去街道，并且把档案直接返回到街道。
用一条“大重九”香烟，“买通”街道负责档案的人，从自己的档案中抽出北大和北大以后这段经历的材料，然后以高中毕业“待业青年”的身份向有关部门申请护照，同步又通过关系给那个部门的领导送礼，必须是重礼！
等护照申请下来，再解决签证问题。
国外大学才不管你档案里放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你在他们提供的表格里，填写内容的真实性。
你可以哄哄中国人，但不要哄老外，那帮人办事特认真。
这个北大校友，用这个办法折腾了半年多，最后顺利拿到护照、签证，出国留学去了，此时他毕业不到3年。
这招儿，我出的有点扯！
小滕是北大82级同学，硕士读完以后分配到青院工作，说起来算是我的师姐，但年龄比我小几岁，她的爱人也是她的同学，他们属于大学同窗谈恋爱，读研后修成正果的。
他们又都是在1990年代完成了本科毕业，在国内服务五年的这一时间标准后去的美国。
小滕分到青院就已经完婚，他的爱人在北大读研后留在北大。
毕业以后，她的爱人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准备出国事宜，我去过他的宿舍，也是紧紧巴巴，他和别人共用一个房间，小滕夫妻虽是正式夫妻，但夫妻生活的空间基本没有，这应该是使他们选择出国之路的动因之一。
到了1990年代初，住房仍然是困扰他们这些年轻夫妻的大问题，小滕夫妻当时还没有孩子。
这对老家都是外地的北大硕士生，在北京，在最佳的生育年龄段，因为没有房子，不敢要孩子，这种情况带有一定普遍性，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我虽然和小腾夫妇关系不错，但我们在性格和个人的发展上，算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属于能够坐下来踏踏实实从事专业研究的那种人，对他们而言，所谓事业，就是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各个单位的科研经费都非常紧张，而且年年如此，看不到希望。我觉得，如果当时他们有适合的研究课题，并有从事科研的良好环境，而且收入不是那么低的话，他们未必会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也不会走得那么的毅然决然。
类似小滕夫妻这种双双均为北大背景的本硕毕业生，一同出国不归的情况确实不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绝对算国家培养的骨干人才，但由于很多政策不到位，让他们难以安心工作，甚至有些事情让他们感到焦头烂额，最后选择出国留学，这对国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损失。
在北大，类似小滕夫妻这种人才外流现象，不胜枚举，想想，甚是可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候国家确实有短时间内很难解决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我也很理解诸如小滕夫妻这样的很多我的北大校友，这些昔日学霸，社会最需要的骨干人才，无奈做出的新时代“出洋插队”的选择。
不能不承认，很多出国留学的大学毕业生们，是为了“抄近路”尽快实现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而选择了出国。人总是希望往高处走的，这就是现实，也是最真实的一段社会集体记忆。
后来，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收取学费、住宿费，并以助学贷款取代助学金，这一系列新的政策的出台，取消了大学毕业必须为国家服务五年这一政策的硬性规定，算是解决了这一矛盾，但随之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这就是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不可能是直线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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