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提出命题：“出走的娜拉怎么办？”她们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董竹君却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魄给了这个问题第三种答案：活得绚烂，活出自己，活成了中国最传奇的商界女杰。
就如海明威曾经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1957年摄于上海一个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
初到上海，生活穷苦却保持体面
1929年，董竹君忍无可忍下与夏之时分手。告别失败的婚姻，舍弃光鲜的身份，她毅然决然、不拿夏家一分家产就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奔赴上海。
生活又回到了儿时一般窘迫的状态。那时，她既要养育四个女儿，支付她们读书的费用，又要赡养家里的老父母，日子过得很是困顿。
最初几年，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就是典当行，靠典卖值钱的物件勉强度日。
一家人住在一间三层楼上的小屋内，虽然拥挤狭小，但她还是坚持带着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
因此，她的儿女们都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并学会了在人生的苦难面前保持体面。某次，大女儿国琼扑到妈妈怀里，眼眶里噙满泪水：“我们的生活没有原来那么富足，可是妈妈，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校里还是穿得最体面的！谢谢妈妈！”
与女儿国瑛
此时的董竹君，已不再是当年风光的“都督夫人”，但她还是用心地装点和经营生活。看着她，你会明白：物质上的穷困潦倒，在精神上的高贵优雅面前不堪一击。
一个敢于告别荣华富贵，以一穷二白开始自己全新生活的女人，体面的活，并非不切实际的追求，而是自尊自爱，在那以貌取人的时代，她不仅为自己赢得尊重，也保护了子女，让他们不因穷苦而被轻视。
这就是所谓骨气，面对焦灼的生活，从容淡定，保持清爽的心情和积极的态度。苦涩能否为甘泉，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品格和能力。
1930年，在上海的首次创业
董竹君的第一次创业其实是在成都夏家。
当时董竹君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大正”年间的所谓铲除封建思想的新教育，以及“五四”运动后女权运动的影响，出于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女子权利的争取，分别约于1923年和1926年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飞鹰黄包车公司。
织袜厂除了两名男师傅外，女工都是聘请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后来，因为四川时局混乱，各路军阀招兵买马，百业萧条，无以为继之下，工厂倒闭。
1930年春末，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了问题，董竹君想起小时候的朋友尤宝，便找他一起筹资办厂。
她卖掉项链，东借西凑，最终以4000多元资金，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
群益纱管厂
为了把工厂打理好，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也不奏效，工厂只能勉强维持。
就在快要支撑不下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她邀请银行投资，但人们对女子办厂很不信任，终遭白眼。
听说南洋女子办厂环境可以，1931年春，经华侨朋友介绍，她只身去菲律宾招股一万元，占地4亩，使纱厂一下成为中型工厂，拥有职工300余人，她也成为上海滩中国第一代女企业家。
1931年第一次从上海千万菲律宾为群益纱管厂招股
一开始，纱厂的工头经常带着工人闹事。于是董竹君就让工头成为股东，参与厂里的分红，后来，不仅闹事的现象完全消失，工头还带着工人认真工作。
就在工厂办得有声有色时，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几乎成了废墟，工厂被迫停工。
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
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想趁机敲诈，却不想董竹君坚决不妥协，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
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期间，董竹君父母双双离世。连续失去两位最亲的亲人，生活再次把她逼到了绝路上。
也不是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但董竹君很快振作起来，她问自己：我自杀了，社会怎么看我？孩子们怎么办？一个人能有死的勇气，为什么不能以这种勇气顽强地“生”呢？
是呀，一个一直活得如此体面的人，又怎能容许自己以最不体面的方式死去。
要么堕落要么饿死？对不起，一不小心成了商界传奇
1934年，在上海的第二次创业
分居的五年之约终于还是到了，早已南辕北辙的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宣布离婚。
董竹君的人生开始了新征程，而转机也来了。1934年冬，一位身着军装的不速之客上门求见。这人，就是曾经留学法国，位任四川某部军队军火采购员的李嵩高。
“与李先生素不相识，今日光临，不知有何见教?”董竹君礼貌而疑惑地说。
“我早知董先生的鼎鼎大名，”李嵩高敬佩地说，“趁着去日本路过上海的机会，特来拜访，好不容易才摸到这里。”
“李先生过奖了，可惜奋斗了几年，并无什么成就。”她不无伤感地说。
“来日方长，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李嵩高劝慰道，又从皮包里取出一叠钞票，“听说你办实业受挫，这两千元你拿去用，愿你再接再厉，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董竹君大感意外，一阵感动，但马上婉言辞谢，“我虽然经济上困难，但无功不受禄，您的钱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你休要怀疑我是坏人，我是本着‘助人为乐’的古训才这样做的。这样吧，就算我借给你的，这总可以了吧?”他诚心地说。
“谢谢你，那就借用了。”董竹君感激地说，“我先给您写个借条吧。”
『后来不到半年，李来信说，汇给友人彭丰根买枪支的款子，被彭吞没了，他回不得四川，困留日本，望董竹君助他生活费用。董竹君按月汇去。约三个月后，他返回上海，需款至急。于是，董竹君除偿清欠款二千元外，还接济他生活费用一年有余。李感叹地对董竹君说：“想不到反而你给我帮助更大，难能忘怀！”』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正式开张。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
1935年创办锦江川菜馆
各式人等也是既为品尝“锦江”川味新美食，又为慕董竹君这位奇女子之名，呼朋唤友纷至沓来，竟然楼上楼下人满为患。
因为“锦江”日复一日客满拥挤，每餐各座都要接待几批客人，连杜月笙来吃饭也要排队。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锦江”一下子扩充了几倍，可同时容纳300位食客，董竹君于是将“锦江小餐”改作“锦江川菜馆”。
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
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刚开业不久，厨房的大厨师又开始闹了，带着所有的厨师要搞罢工。几天后她就开会，当天开除了闹事的厨师。一开始店员们都说她没经验，这样搞店肯定会垮。
结果第二天就来了一群厨艺更好的厨师。从此就没人再闹事了。她知道人事不好管，工人开始闹罢工的时候，她就暗地里找朋友帮忙，经过朋友介绍了一些厨艺更高的厨师。就这样，她一次又一次将危机完美地转变成了契机。
身处风云变幻的上海滩，作为“锦江”的老板，董竹君一直巧妙地周旋于各派势力之中。很多头面人物虽然都想将其纳入帐下，董竹君却始终保持自己的气节和信念，既不得罪，也不依附。
最令人钦佩的是，“一介女流”却敢于毫不犹豫参与斗争，帮助了很多革命党人与爱国志士，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董竹君与新四军老朋友在锦江饭店
董竹君的气度和魄力，还有她的智慧和胆识，为她赢得了各界的尊重，也让“锦江”成为上海一块轰动一时的招牌，也成为当时社会名流与军政要员时常出没的地方。就连卓别林到访上海时，也要特意到“锦江”尝一下香酥鸭子。
1936年，“锦江茶室”开业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在华龙路（今雁荡路）82号开设了“锦江茶室”，给社会贤达名流提供一个幽雅整洁、安静舒适的清谈环境。
茶室全用女招待，却从不播放靡靡之音，以示正派经营。且她又是精心设计布置，力求优美实用，娇妍不一。内设40余张精致的小方桌，220个座位，成为当时上海人们聚会闲谈的常去地方。
摄于锦江茶室内
1940年冬，开始长达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1940年冬，董竹君搭乘一家荷兰公司的轮船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一是因为国内局势紧张想在菲律宾开“锦江分店”，二是两个女儿在马尼拉的音乐演出大获成功前往探望。
她选择的时机显然不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远征军于翌年入侵菲国。董竹君与女儿沦为难民，因为被误以为是日本间谍，险些死于菲国新兵的枪口下，幸亏朋友跪地作证，才逃过劫数。
董竹君临危不乱，关照大家要穿戴整洁，妇女略施脂粉，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尊重富人和女士，打扮得漂亮些不难博取同情，容易获得救助。
事实证明，她这是神机妙算，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他们果然多次得到意想不到的援手，从而死里逃生。
战火中的马尼拉地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为了生存，只能一边做一些小生意挣点差价，一边等待回国的机会。
1945年1月，重归上海
1945年初，在菲律宾受困五年后，董竹君乘日本红十字会的难民船回到上海。沦陷区的上海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的“善治德政”通过汪伪政权尽展“魅力”，有钱有势的人纸醉金迷，没钱没势的人忍气吞声。
她回国后，立刻发觉锦江两店（饭店和茶室）的代理人张进之大肆敛财，经营额已急剧下滑。她若再晚回一段时间，锦江两店势必会落入他人之手，她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
她急于筹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栽了个跟头，屋主要挟收回店面。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和金元券，物价疯涨，锦江两店险象环生。董竹君临渊履冰，战战兢兢，但她相机行事，每次都化险为夷。
回上海时的片段：
董竹君登船后，经过几天之后船没有到台湾，而是开到了日本，并且她们的钱都被收缴了，人也被监管起来，不得回国。
她想办法找到了日本的高官，跟他说“听说过几天有船要去俄罗斯，你们放我们回去，我们先到俄罗斯，再从俄罗斯到天津再转上海，可以一路上帮你们宣传大东亚共荣的好处，为你们效力。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什么都不能为你们做，还要浪费你们的人来看守。”
董竹君后又说了一堆好话，对方终于同意她们回去。但只能先坐船到俄罗斯，从俄坐火车到天津，再转火车到上海。
她坐火车到天津的时候，在火车门口，车快开的时候，刚要上火车，来了一队巡逻的日本鬼子，要检查箱子。怕时间来不及，她就跟他们说箱子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些生活用品。那些日本兵就给她箱子上画个圈，表示检查过了，不用再查了。
结果刚要上车，车上又下来个女列车员，说怎么箱子还没检查就想上去，拦着她怎么都不让上车。看到其他同伴都已在车上，且车就要开动，她将箱子举起来，用脚一踢，踢上了火车，自己甩开列车员上了火车。没一会儿，车就开了。
在她旁边有个青年男子，头伸出窗外，手里拉着一个女子，让她再使点儿劲就爬上去了，那女子说我没力气了，爬不上去。不一会儿女子就掉了下去，瞬间被火车碾压，男子放声大哭。那时，这样的事，很多。
在从俄到天津的火车上时，她们身无分文，形象狼狈，又冷又饿，同伴的一个小孩儿冻得直哭。她觉得这样不行，要想个办法。于是她开始默默地观察同车厢的乘客，发现有三个男子用上海话在聊天，就上前搭讪。
她在上海也算小有名气，那几个男子都听过她，便借给她们钱和衣物。听说他们也是去上海的，董竹君就邀请他们同路，可以互相照顾。
到了天津后，发现从天津到上海的火车票，很是难买。就算买到了，也因为人太多还在排队检票时，车就开了。很多人已在车站逗留了很久都没有回去，等的钱也用完了，东西也当完了，却无计可施。
当时，他们身上的钱已不够买票，而火车站也被汉奸掌管着，她便利用在日本时放她们回来的日本官员给开的通行证换了几张票。
还没到检票的时间，她就让一位男士带着一行的几个妇女和孩子从小门进去，先上了火车，她自己则拿着六张票去排队。
看前面排了很多人，火车就快要开了，她就低着头往前挤，到检票员面前的时候，发现检票员就是给她换票的人，还认出了她，不给她检票，说“你不是最后的票吗，怎么跑到前面来了”。当时人很多，很乱，她就趁检票员不注意时，拿起剪刀把手里的票自己检了，冲上车去，惹得后面的检票员骂了几句。
这就是果敢而有担当的董竹君。如同她对孩子们的教导，危难时刻，她依然秉承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真、善、美，这就是董竹君。
1951年春，将毕生心血上交国家
1951年春，需要在刚解放的大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和外宾的安全高级食宿、活动场所，因锦江的品牌、成功的业务，和董竹君进步的思想、支持革命的态度，便成首选。
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重，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令，以锦江两店的人员为班底，以十三层楼的华懋大厦（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为场地，创立“锦江饭店”，成为上海解放后第一所国宾馆。
锦江饭店
董竹君还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资产十五万美元（折合当时黄金三千两，折合今日人民币约五千万元）全部奉送给了国家，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手书的一首《沁园春》词和一套文房四宝。
晚年董竹君---岁月从不败美人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董竹君写于自传封面的话：我从不因被曲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但这个横跨了一个世纪的传奇女子，她的成功哪里又只靠坚韧的意志与顽强的信念。
记得有句话：一等人先知先觉，二等人看到事情才发觉，三等人是事情过后还不能觉。董竹君就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一等人。
她总是能够在生活、事业的经验与教训中，预测事态的发展，然后早做准备，也是因为如此，她才能次次逢凶化吉，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董竹君十分擅长把握时局，在经商上，能准确地判断市场行情，又因为人品贵重、广结善缘，才能左右逢源，在多方利益纠纷中寻得平衡，既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又不留下话柄，落人口实，招来灾祸。
董竹君70岁寿辰时，曾为自己题诗一首：
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是呀，身为女子，一身傲骨。一生传奇，诉为佳话。天地之间，光明正大。
（部分历史语焉不详，如有失实，敬请指出）
∠(｀ω´*)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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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