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票处在一座金碧辉煌的酒楼的转角，不过面积很小，不足五平方米，一位头发中分的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像鸟啄食似地打着瞌睡。
“喂喂喂，大叔。”我叫醒了他。
“小伙子，要买票吗？”他没因为我惊扰他的梦境而不爽，反倒兴奋不已。
“ 买张去省城南昌的火车票。”
“哪一天的？哪趟车？去南昌的火车有四趟，上午两趟，8点零9分一趟，12点23一趟，下午3点15一趟，晚上7点38一趟。”他十分流利地说道，他的眼珠子转来转去，给人的感觉好像在说假话。
“今天晚上7点38的票还有吗？”
“当然有。”他不假思索地说：“要吗？十块钱一张。”
“买一张吧。”我从裤袋里搜出十块钱给了他。
“哦，你得再给十块钱手续费。”他从夹子上的一叠火车票中撕下一张，然后递过来，半路中又狡猾地收了回去。
“还要手续费啊，而且是十块钱。”我知道他在讹诈我。
“爱买不买。”他把撕下来的票扔到桌子的抽屉里又说：“都这个点了，收点手续费不应该吗？”
“那我不买行吗？你把十块钱还给我。”我气愤难当地说。
“票都撕下来了，不收你的钱我怎么向老板交差啊。唉呀，退一步海阔天空，看你像个学生，你给五块钱手续费算啦，便宜你了。”他装着像倒了八辈子霉的样子，被我一眼看穿了。
“算我踩狗屎了。” 我掏出五块钱扔在桌上。没办法，我必须尽快见到徐放，今天，而且必须是今天。
“诶诶诶，你还骂人了！”他捡起钱，放在嘴边，“呸呸呸”地叫了几声，再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嬉笑地把火车票递给我。
“小兄弟，好走，再不走就误点啦。欢迎你下次再来购票啊。”他好像吃定了我。
我手攥着火车票，看了下挂在墙上的钟表，6点24分。我盘算，大约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可以赶到火车站。虽然我很生气，但迫不得已要赶路，否则我绝对跟他吵一场再走。
赶到地处郊区的火车站，坐车的人不多，我以前听说，只有一些口袋缺钱的穷学生，或一些想省点坐车钱的小气鬼，还有一些不赶时间，想享受慵懒时光的怪人，才坐这种车。
有时道听途说的话，也一点不假。火车虽是绿皮的，但又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绿皮载客火车，因为火车上一个座位也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窗户倒是敞得很开，风可以从车外直灌进来。我问了旁边一位看似经常坐车的老旅客，才知道这辆车原来是短途载货火车改制过来的。
我朝车的一头望去，小部分人用报纸垫着坐在铁板上，大部分人倚靠着车厢，姿态万千地站着，但都显得相当悠闲。我也站着，靠着车窗，不过也好，时间不长，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南昌。
绿皮火车向前行驶，开始我想了一下那位讹了我五块钱的中年男子，我想，我这辈子都可能记得他的面目。还有一位挑着担子卖水果的女人，我认为她走街串巷卖个水果不容易，好心买了她两斤苹果，她竟然少给了我半斤。
窗外的夜景乌漆墨黑，我看不到什么，当然更看不到我想遇见的风景。有时路过一些村庄，才看到几点微弱的灯光。
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
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见到徐放。我的心是炽热的，我是带着责任去的。我不觉得我在多管闲事。想到这，我就确定自己在做一件超越自己的伟大之事，刚才那位使我怀疑整个世界的头发中分男，自然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旁边的人主动找我搭讪了一会儿，但他觉得无趣，又找不到共同话题，所以只好作罢，我继续旁若无人地盯着车外深邃的黑暗。
晚上十点半，绿皮火车准时到达南昌，我裹挟在前拥后挤的人潮中出了站，我抬眼望去，高楼大厦的灯光繁华璀璨，身边熙攘的旅人神色匆匆，他们交错行走，各走各的路，各回各的家，走向四面八方。我却站在车站的出口处，一片迷茫，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在夜里闯进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我这个未见过世面的孩子，与眼前的人流完全两样，我呆若木鸡，无处安放，而这些走南闯北的人，脸上的风霜表露出圆滑和老练，他们在任何一刻，都能游刃有余地谈笑风生。而我，竟然傻了吧唧，连去徐放那里的路都找不到。我甚至害怕，害怕我一个人可能在陌生的街头过夜。我的本事只适合在一个小城市东走西串。
我记得徐放跟我提过，他在南昌学画的画室就在火车站附近。我努力地从大脑里搜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想到使我为之幸福的地方——老福山黑马画室。我想到了，我差点兴奋地跳了起来。
“大哥，老福山怎么走？”他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一眼，没有理我。
“大叔，老福山怎么走啊？”他看也不看我，只顾赶路。
“大婶，能告诉我老福山怎么走吗？”她警觉地瞟了我一眼，以为我会抢她的包一样。
我想我是问错了人，我连续问了三个人，他们都不告诉我怎么走。我还是去小店买几样东西吧，一小包饼干，一瓶矿泉水，反正肚子有些饿，我买他的东西，顺便问个路，利益交换总行得通吧。果然不出我所料，事情很快办妥了，小店老板详细地告诉我去老福山的路线，他竟然连黑马画室的详细地址都知道。想必，小店老板掌握周边的详情也是招来生意的手段之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又买了一包绿箭牌口香糖。
尽管如此，我还是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黑马画室。那时，画室里灯火通明。几个学生在里面画画。
“徐放。”我看到徐放，欣喜若狂地叫着，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马起，你怎么来了？”他诧异地说。
“走吧，咱们出去聊。”他放下手中的画笔，走向我，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看着与我同样欣喜若狂的徐放，我的心情终于落地了一半。然而，我再次陷入困境，我该选择何种方式把他的母亲的病症告诉徐放。我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这件事，还是直言相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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