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一读完了，开始读周纪二，又叫“卷第二”。周纪一从公元前403年起，至公元前369年止，共35年；周纪二从公元前368年起，至公元前321年止，共48年。
这几个起止年份都有讲究。公元前403年，是时任周天子周烈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分封韩赵魏为诸侯，拉开了周王朝的乱局大幕。个人觉得，以此节点开篇，一方面可能是儒家把西周树立为治理楷模/理想型，之前的历史不太好点评（也就是不能批评）；另一方面以乱局开篇，是警示统治者们小心这些乱臣贼子们时刻可能犯上作乱。而公元前369年，这位周烈王去世；之后，公元前368年是周显王即位，拉开新王朝的序幕。
言归正传。读完第一小节，最感兴趣的是“臣光曰”里这句话：“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想起当年的大宝广告，暴露年龄了）。这句话是在说谁呢？说的是“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秦孝公？怎么不是商鞅？ 请注意，这是领导干部读本。商鞅是在秦孝公的正确领导下干这事的，所以干出的成绩当然是秦孝公的。
但《资治通鉴》并未淹没商鞅的光彩，一贯惜字如金的司马光用了一页多纸写商鞅，连秦孝公都被当作背景了。先写秦孝公意图发奋图强，招揽人才；然后公孙鞅（也叫卫鞅，因为是卫国后人，受封于商地，所以也叫商鞅）闻召愿往。
当时商鞅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干事，后者向魏惠王大力举荐商鞅，还说了一句狠话：“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不用就杀，这一狠招被后世太多狠人模仿，绝对的帝王术）。然后，公叔痤出于一种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道德观（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又悄悄告诉商鞅赶紧跑。但商鞅并没有跑，而是告诉公叔痤，“魏惠王如果不采纳你的建议重用我，又怎么可能采纳你的建议干掉我？”果然，魏惠王并没有追杀他。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商鞅去了秦国大搞改革，以改革家形象流传后世。这里不表。
商鞅是法家，很多理念跟儒家不同。所以司马光在“臣光曰”中并未评论其政策主张（就给了俩字“刻薄”），而是重点褒扬了商鞅实施改革时注重的“信”——因为这也是儒家提倡的。这段臣光曰洋洋洒洒，论证严密，堪称美文，常见于各种书法作品，故摘录如下：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新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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