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历来对改革家有种“邻避效应”——改革好是好，别牵涉到我就行。但真正的改革，肯定会牵涉到既得利益者，而且改革愈真愈深，牵涉面必然愈广愈大，产生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受益者之间的对立。所以，真正的改革家必然是毁誉参半，商鞅也是如此。这里不去管学术界的看法，只是就《资治通鉴》里记录的他的政论写几点读后感。商鞅的改革理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第一条：精英政治，排斥老百姓的政治参与。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这里把群众看成是愚昧的、落后的代表，只是治理结果的享受者而非贡献者。而“圣人”也就是统治者想要振兴国家，不要跟群众商量。显然，这非常精英主义非常反动。后世曾国藩也有类似警句，此处可能是源头。
第二条：法律制度是治理工具，并不具备内在的神圣性。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孝者拘焉。”
也就是说，法律礼仪都是聪明人发明的用来统治愚蠢群众的手段，所以后者唯一的美德是遵纪守法，而不能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法律礼仪（"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顾名思义，强者居于法之上，也就是rule by law，不等同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rule of law。这种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条：赏罚基于绩效（赏罚）而非世袭分封。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这一条原则最为人所称道，也被认为是挑战了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根基和合法性。
第四条：强调人与人社会身份的等级尊卑。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也就是基于军功获得不同等级的爵位，不同爵位者享受不同的礼遇，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妻妾和服饰，这些是没有军功者的富人所无法享受的社会荣誉。颇有点“先军政治”的味道。
第五条：同罪不同罚地惩治犯法者。
太子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法律，商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王子是帝国的继承人不能受刑，由其两位老师代为背锅受刑。注意，这个往往被误解为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其实大谬。统治者是高于法律的，怎么可能受其束缚？这么做只是为了强调是玩真的，让老百姓更好遵守法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玩这套把戏，比如曹操自己违反了“践踏麦田者并皆斩首”的军令，一点不脸红地搞了个割头发替代割脑袋的把戏——这就是同罪不同罚，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一毛钱关系没有。
以上五条是商鞅那会的治国理念，不仅当时让秦国迅速崛起，成为虎狼之国（有KPI考核就是不一样），而且对后世影响也很深远，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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