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没有结束，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又接着来到。三年苦日子可以说也是不堪回首的。从1959年开始，紧日子就已露头，机关开始动员家属在大院的空地上种瓜果蔬菜，我们家里也开始喂鸡。我记得其中有一只“九斤黄”，从小到大一直是我喂，我叫它“珠叽”，因为它很喜欢跟在我的周围，轻声地叫着，特别好听。
不久，每日定量供应的粮食减少。那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餐米饭，其余就用蔬菜、红薯代替。我和妹妹常常饿得哭。最紧的时候，只有小孩每天可以吃到二两米饭，其余靠糖渣粑粑充饥。这是一种可能是酿过酒后的剩余物，可能叫酒糟吧。发酵过，有甜味。机关里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餐至少有一个，大小和现在的那种较大的面包差不多。但由于没有油水，吃下去很快就感到了饿。
由于食物缺乏，父母都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深深的洞。人都没有吃的，喂鸡就更没有了。而且，鸡也生病，无奈之下，父亲将鸡全都杀了。但我一直舍不得吃“珠叽”，将它挂在窗上很久很久。
尽管饿得很，但小孩子的天性依然是要玩得尽兴。有一次，我和小伙伴玩捉迷藏的游戏，无意中发现一间屋子里，堆放着半屋子的糠饼。其实就是机关行政科用来喂猪的豆饼。
我们试着吃了一点，香香的很好吃，便每天跑到这里来玩。时间一长，大人们发现了问题。因为吃多了，大便干硬，甚至无法排出，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机关想尽办法，搞来了治浮肿的中药，分给全体机关干部吃。我记得那里面有黄豆，还有几颗红枣，我特别爱吃，父亲全给了我。从此，我便爱上了红枣。同时也很爱吃糖。有一年，外婆从广西我大舅那里回来，带回许多甘蔗，我吃呀吃，将两颗大门牙都咬掉了。
也许是营养不良，我和妹妹都得了肺门淋巴结核，每天都要去妈妈的结核病院接种卡介苗，然后再去学校。护士将卡介苗药液用滴管滴一点在你的手臂上，或者手腕上，然后用消毒后的缝衣针在疫苗药水的中间划一条四五毫米的划痕，等到疫苗完全吸收了，才能离开。我和妹妹一直到读小学三年级，这个病才基本痊愈，手腕上至今都还能看到隐隐约约种卡介苗的划痕。
1962年，父母先后随医疗队去农村巡回医疗，临行前，将我们托付给机关做收发的龙伯伯。每天我们上学回来后，就在龙伯伯家里吃饭，然后再回家睡觉。苦日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就是这段日子。因为食物缺乏，龙伯伯家也吃不饱。在我的印象中，我和妹妹好几次跑回家去找吃的。家里有一个饼干筒，爸爸妈妈总会在里面放点饼干和糖粒子什么的。可现在，我们也只能看着空饼干筒，缩在床上或靠在桌子旁低声哭泣。
大约是1963年，父亲按照机关的要求，将我们兄妹俩送到了宁乡乡下我姑妈家里，说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老人和孩子要疏散。
到了姑妈家，饿饭的日子倒是结束了，但也不是顿顿干饭，多半是加了红薯和青菜的糊糊。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至少再也没吃过糖渣粑粑之类的东西了。
姑妈那时候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姐姐小平，一个妹妹幼平和一个弟弟亿平。至于满女阳平，那时还没她呢。
姑妈和姑爷子都是老师，一个在中学，一个在小学，工资都不高，一家五口日子过得也很紧，但从来未亏待过我们兄妹俩，碗里哪怕是糊糊也总是装得满满的。临回长沙时，姑妈还往我的口袋里塞上几十块钱，甚至还有粮票。
父亲多次对我讲，一定要记住你的姑妈。当年我从家里跑出去参加游击队，全靠你姑妈照顾你的公公和娭毑。你姑妈这个人最舍不得了的，但对我这个弟弟看得最重，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帮助和接济我们家。
我把父亲的话记在心里，一直对姑妈心存感激。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暑假，我常常会一个人乘长途车跑到乡下去找姑妈。说“找”，是因为每次去，姑妈都调动了工作，少说也在五六所农村小学教过书。但我不怕难，每次都能在天黑之前找到姑妈。
进屋前，我都会大声喊一句，“姑妈，我来啦。”姑妈一见到我，便扯着在课堂上练大了的嗓子，一声“我的亚侄来啦”，便高兴得快步迎出来，一把拿住我的手。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明明是放暑假了，我才能到姑妈这里来，可每次都能看到姑妈他们学校一直在上着课。因此，我常常站在教师外面，看姑妈上课。姑妈似乎永远充满着激情，用带有浓重宁乡口音的普通话教学生语文。
记得有一次，正赶上姑妈的学校期末考试。我的表姐的试卷做得很好，但姑妈硬是要扣去几分。理由是，她是老师，不能因为这点，让别人觉得她的孩子成绩好是因为她的原因。
那时，我对姑妈的做法还不怎么理解。可我的表姐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老师，而且是特级教师，我想，姑妈的严格要求，肯定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类似的事情，我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不能不说，姑妈的为人和认真的精神，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是扎下了根的。
苦日子似乎是在一个早上就结束了，但那种饿饭的滋味，却永远留在了记忆中。以至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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