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河湾流进厨房里

当河湾流进厨房里

文|琪官

我曾和妻子在日本神户东门街里经营一家小小的中华料理店，晚上五点开门，早上五点闭店，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我和妻子都很满意眼下的生活——至少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

东门街是神户三宫有名的红灯区，夜晚总比白天热闹。没客人的时候，我常常趴在店面前的绿色镂花栏杆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楼下穿着讲究、妆容精致的人们穿行在灯红酒绿的流光小巷间，这总是会让我想起老家屋后的那条细细的河湾，那些绚丽的锦鲤们也是像楼下这些人们一般游走在波光粼粼的河湾里的。眼下的这条“河湾”两侧站满了狩猎“锦鲤”的陪酒女，随便拉出一个来，都美得倾国倾城，可我知道，她们吃鱼时从来连鱼刺都不吐。

我们经营的这家料理店坐落在东门街错综复杂的十字街巷的某一个结点处，一栋三层老楼房的第二层，店名叫“雪花”，本是前一个店主取的名字，俗是俗了点，用日语念出来却很好听，转手过来后没改店名还有个原因是店里一直在卖雪花啤酒，喝惯了ASAHI生啤的日本人出乎我俩意外地喜爱着雪花啤酒。店面很小，只摆得下五张桌子，每张桌子只能坐四位客人，有时候一下子来了七八个客人，妻子都要牟足了劲像拼拼图一般把桌子拉过来拼过去，在几平米见方的店里运筹帷幄。有时拉桌子的动静太大，楼上楼下总会跑过来抱怨几句，说我们影响了他们做生意——楼下是家挂羊头卖狗肉的推拿店；楼上是家宰客从不眨眼的居酒屋，客人只要一屁股在他们店的椅子上坐下去，座位费就得五千日元，更别提随随便便开一瓶原本在超市里只卖几百日元的烧酒了——这些都是妻子后来告诉我的，妻子曾经在楼上的居酒屋打过一段时间的工，也做陪酒女。

三家店面外共用一条旋转而上的欧式楼梯，但这三家店面组合在一起倒也有出人意料的营业效果，常常有从楼上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喝饿了肚子，在我们店里叫上几盘煎饺，点几道小菜，再配上一杯生啤或雪花，扭扭歪歪下楼时又会被楼下的妈妈桑半拉半拖地拽进店里做个推拿，最后摸着干瘪瘪的钱包骂骂咧咧却又心满意足地踩着晨曦回家。

说起我跟妻子的相遇，也是在这栋古老的三层建筑前，还闹了个笑话。八年前我刚来日本留学，日本生活费太高，我不得不靠打临时工满足日常开销。经同学介绍，来到这家“雪花”店里打零时工，在厨房里当帮厨，准备食材，洗碗刷盘子。

第一天下班后，我从店里出来，发现自己停在楼下路灯旁的自行车上坐着两个女人在聊天。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两人正聊得起劲，压根没注意到我。当我走到她们面前尴尬地指了指她们屁股下的自行车时，她们先是一愣，然后两人齐刷刷地站起来，老一些的女人偷偷地拽了下小姑娘的袖口，小姑娘的脸上立即绽放出像烟花般突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用还有点蹩脚的日语问我：“小哥哥，一起喝酒去不？”我当时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男生，被她这么一问脸就开始发烫，慌慌张张地摆了摆手，掏出钥匙准备开车锁。这时老女人又朝小姑娘使了个眼色，小姑娘先是一脸迷惑，然后恍然大悟般“哦”了一声，站在那犹豫了一下，一咬牙，一跺脚，上来就拽住了我的胳膊，学着日本女人特有的撒娇声调跟我说：“小哥哥，陪人家上去喝一杯嘛。陪人家说会儿话可好？”她一头齐肩的秀发在我的面前散发出淡淡的香味。被她这么一抓，我浑身一个激灵，一紧张嘴里居然就蹦出了家乡话来：“不好意思咯，蒽（我）不会喝酒咧。”一紧张就会说家乡话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到现在都没能改的掉。小姑娘先是一愣，眼睛瞪得像一旁滚圆的路灯一般大，然后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蹲在地上捧着肚子也用家乡话问我：“你也是盐城那块的啊，还以为你是日本人的呢！你为啥子学日本人把眉毛剃成这娘娘腔的样子哦，害得我白紧张了半大天。”我的脸早就红到了耳根子，支支吾吾道：“从小眉毛就长这样，没剃过……”

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很久以后，有一次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妻子告诉我那天也是她第一天上班，妈妈桑当时正在跟她传授拉客技巧呢。我把妻子瘦小的身体紧紧地搂在怀里，回忆着当天的情景，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到今天都记得那个胆怯的小姑娘鼓足了勇气，上来挽住我胳膊的情景。她的体温从那双小小的手掌传送到我赤裸的胳膊上，在那之后给了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里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力量，到现在还热乎着。

从那以后，我每次从“雪花”下班出来，总是会看到她坐在我的自行车上对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露出落寞的微笑。老板有次跟我说可以把自行车停在店前面不远处的停车场里，我答应了之后依然还是把车停在楼下的路灯旁，我喜欢每次从楼上下来就看到爱穿裙子的她坐在我的自行车上对着我笑的情景，仿佛她是一直在等我，美得像电影里剪下来的一帧画面。她总是笑着跟我说几句懒洋洋的招呼话，然后站起来，捋捋裙摆，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骑着坐垫已经被她坐得热乎乎的自行车回家，我心里总是异常兴奋，时不时会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快乐地叫出声。当然也有下楼时她不在的时候，那就说明她那晚拉到了客人，会有比可观的小费，我心里替她高兴，可还是觉得失落，冷冰冰的坐垫在屁股下总觉得像冷石块般磕人。

我承认，我被她迷住了。她迷人又寂寞的微笑总是悄无声息地就闯入了我的梦境，我急切地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可我每次下楼时却总是红着脸也只跟她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招呼话，连她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就像那晚她鼓足了勇气挽住我的胳膊一般，我站在她的面前低着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小男孩，在嗓子里含含糊糊地问她明天是否有空，想请她去喝杯咖啡。

她先是默不作声，我抬起头看到她一脸难以置信的惊讶，然后又恢复了一如往常的笑容，跟我说：“你个木瓜，怎么到现在才约我出去。”我记得那晚刚下过一场雨，她身旁有一洼水塘，头顶的霓虹灯映照在水塘里，水塘里的水光映照在她的眼窝里。

第二天，她如期赴约，穿她爱穿的花裙子，头发扎成松松的马尾垂在背后，只画了淡淡的妆，眉眼依旧楚楚动人，白天的她看上去更加美丽却又真实。我们并排坐在咖啡店巨大的落地窗前，时不时对着彼此傻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问彼此的名字，问彼此的年龄，问彼此的爱好，问一切之前无数次想开口问却又始终没开得了口的问题。我迟疑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为什么会去做陪酒女？”

她端起咖啡杯，谜一样的笑容流淌进杯子里。然后开口问我：“你介意吗？我做陪酒女的事。”

“完全不介意。”

“为什么？我不相信。”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艰辛，做的很多事都是我们身不由己。”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自愿去做陪酒女的呢？”她咄咄逼人地问我。

“那……那肯定也有你自己的考虑。”没错，我当时就是如此疯狂地迷恋着妻子。

她笑了，骂了我一句“木鱼”，然后说：“我是写小说的，喜欢写一些边缘人物，半夜在马路上捡空瓶的流浪汉，被抛弃的孤儿，刑满释放的罪犯之类的。最近走在路上，总是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陪酒女，就突然很想写写她们的生活，可对此真的一无所知，所以只好硬着头皮亲自上阵了。”

她说完后，我确信自己已经爱上身旁这个为了写好一个故事连陪酒女都敢去尝试的少女了。

我们迅速地发展为恋人，并租了间公寓住到了一起。像所有在外留学认识的情侣般惺惺相惜，抱在一起取暖。在那个年代，出国留学听起来还算是件羡煞旁人的事，可只有留学的人才知道，一个人在异国里生活的孤独感，是何等的浓烈与煎熬。

公寓旁有一条从六甲山上流下来的溪流，水流湍急，日夜不息。不上班的夜晚，我们喜欢沿着溪流散步，听哗啦啦的水声，因为无论身处何地，水流的声音都大同小异，闭上眼睛就会让我想起屋后的那条河湾，小时候睡着了脑子里也还是那哗啦啦的声响，喧嚣却极易催眠。

为了不影响彼此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告诉自己的老板，碰了面仍然像往常一样简单地寒暄，然后我在家里等她凌晨蹑手蹑脚地钻进被窝。她的手脚永远冰凉，搂在怀里像搂着店里的雪花啤酒瓶。

后来老板和楼上的妈妈桑吵架，老板是个福建人，急性子，站在楼梯口涨红了脸指着楼上骂，骂楼上的狐狸精们抢走了本来想来我们店吃饺子的客人。楼上的妈妈桑也不甘示弱，叉着腰指着楼下骂，骂楼下的烟熏走了他们店的客人。我和她站在各自的老板背后看热闹，又忍不住互相挤眉弄眼地偷笑。倒像是柏林墙前后的一对恋人。

从那以后，老板就不许我再和楼上任何一个女人说话了，还硬让我把自行车停到停车场里去，说不能那些女人们白占我们便宜，坐在那舒舒服服地钓鱼。自行车换了地方，她也随着自行车换了地方等客人，坐垫仍然每次都是热乎乎的。这使我更爱她，有点禁忌的爱情总会让人欲罢不能，就像武侠小说里有着世仇的两大家族的儿女总会爱得死去活来。

妻子擅长拿笔写故事的手却不怎么会做饭，最拿手的可能就得算捏饭团，一整块海苔里堆上一团白饭，白饭里塞上一颗乌梅就完事了。比饭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在饭团里包上一些乱七八糟的蔬菜鸡蛋，就算是寿司了。所以留学的那几年，我带去学校的便当盒里，永远都是被捏得奇形怪状的饭团，或者饭团寿司，然而每次都会吃得精光。

我在“雪花”店里当帮厨，每天看着老板做料理耳濡目染倒也偷偷学会了几道，下了班后回到家就依葫芦画瓢照着做，味道居然还不赖。妻子每次下班回到家，看到一桌丰盛的菜，总是抱着我又亲又叫，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当一个厨子的幸福。一天夜里，妻子躺在我的怀里，玩着我衬衫上的纽扣，对我说：“林，我们以后也开一家料理店好了。你掌勺，我接客，店不要大，像你现在打工的这么大就好。”我想了想，说了声“好”。

现如今，我和妻子盘下这家“雪花”已经三年了。

当时之前的老板生了一场大病，稍微康复了些后就突然想告老还乡回国去了。那几年我一直在“雪花”里当帮厨，老板于我而言，早就成了亲人般的存在。店内所有的料理我基本都已学会，店面的日常运营也都大概清楚。我和妻子商量了下，准备筹钱盘下“雪花”。跟老板提了以后，老板说刚好还没有他中意的买家，毕竟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他还是不忍心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转给一个陌生人。于是就半卖半送地转给了我。我们从七姑八婆那凑足了钱，终于买下了“雪花”。旧店新开，生意还算不错，有很多是之前的老客人。我负责每天包饺子、做菜、做准备、研究新菜品；妻子负责每天买菜、接客、做酒、算账。我也雇了个帮厨，一个跟当年初来日本时的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却跟当年的妻子一样喜欢写作。妻子现在已经不写作了，虽然她那篇写陪酒女的小说当时还得了奖，可那之后她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雪花”，放弃了写作。连同写作一起放弃的，还有她曾经爱穿的花裙子，她说在店里跑来跑去端盘子拉桌子，穿裙子总是不方便。楼上的居酒屋也换了妈妈桑，我们还是共用一个楼梯，还是会为了抢客人指着鼻子对骂。有时候骂着骂着连我自己都会笑起来，当年那个躲在老板背后看热闹的毛小子现在却也开始指着鼻子骂人了，生活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让人变得陌生而可笑。一晃眼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国外的生活，日子过得快，每天为了生计忙得团团转，周而复始，等意识到的时候，青春已经流失殆尽了。

妻子写完那篇小说后就辞掉了陪酒女的工作，另找了份在商场卖时装的兼职。后来没多久又怀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回到盐城老家结婚，妻子第一次站在月光下的我家屋后，看着河湾里潺潺的流水，轻声地跟我说：“真像是一场梦。我怎么就这么嫁做人妻了，还即将成为人母。”我把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搂进怀里，在她头顶落了一个吻。月色细碎在河面上，像妻子眼中的迷人的波光。

我们的儿子在第二年的开春来到了人世，妻子给他取名林有枝。那时候河湾上的冰面刚刚融化，屋后的垂柳刚刚冒出嫩黄的枝芽来。

我俩在日本的学业都还没结束，生完儿子后不久，我们又急急忙忙跑回日本，过着和婚前如出一辙的生活。儿子放在老家由我的父母带。我是家里的小儿子，上面两个姐姐早就各自成了家，住在不同的城市里。父母年事已高，退休在家，身边却没个依伴，也是冷清。现在多了个孙子，他们倒是乐意地不行。

可妻子却没有之前那么快乐了，总是会躲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我知道她在想儿子，我也想，但我不哭，我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就不想了。

每回国一次，儿子就会长大很多，妻子在日本商场里挑了半天的衣服带回国总是嫌小，妻子每次都会把衣服又折叠整齐塞进行李箱，落寞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会长这么大了。”儿子跟我们并不亲，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们是他的父母，但他对“父母”这个词汇毫无概念。每次刚熟络下来后我们又要回日本了。分别的时候妻子总是忍不住抱着儿子哭，儿子也会在她的怀里大哭，也许他幼小的心灵能够察觉到，一场周而复始的离别又来临了。

学业结束后没多久，我们就盘下了“雪花”，又开始为了新的目的每天忙得团团转，像转轮里的仓鼠。有时候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来求学，最后却当了个厨子。可每次看着客人们酒足饭饱的样子，又觉得当厨子也很幸福，至少可以填饱客人的肚子，填饱妻儿父母的肚子，还有自己的肚子。

夫妻间的爱情终究会变为亲情，这是真理。虽然我和妻子仍然爱着对方，但我们也渐渐像所有的夫妻一般，消散了当年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每日柴米油盐里的磕碰和磨合。我们当然也会吵架，吵架的起因大抵都是因为妻子一直想把儿子接过来自己带，而我却觉得儿子还小，买店借的钱也还没还清，店又是夜里营业，儿子接过来也没人照应。看着妻子悲伤难过的样子我总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当年那个活泼漂亮的少女放弃了一切选择了我，而我却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无法满足她。吵归吵，妻子第二天还是会早早地起床，去采购各种食材，把小小的厨房里塞得满满当当；我还是会早早地起床，调馅料，包饺子——对我们来说，“雪花”是我们已经消逝在日本岁月里的青春的唯一见证，却也是我们俩青春的墓碑。

上一次春节回国，儿子已经五岁了。飞机晚点，到家已近半夜，小小的他却怎么也不肯睡，和父母一起站在河湾边上苦等，手里拿着我上次回国给他买的玩具，到现在还像是新的一样。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他一直舍不得玩，还说他不爱讲话，在幼儿园也常被其他的小朋友欺负。夜里妻子哄他睡着后，我看着妻子瘦弱的背影，说道：“等他幼儿园毕业就把他接过去吧。现在买店欠的钱基本也都还上了，你也没必要那么拼命了。等把有枝接过去，店里再招个人，你就在家带孩子，顺便还可以继续你之前的写作。”我看过妻子以前写过的作品，她的才华让我一直都觉得内疚，她原就应该是位风情万种的女作家，坐在明亮的咖啡厅里写动人的故事，而不是每天在菜场里挑来拣去，为了几颗洋葱跟卖家讨价还价。妻子听了我的话，转过身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慢慢浸湿了我的肩头，我抚摸着她单薄的后背，她的发间仍然是那晚挽着我的胳膊问我要不要去喝酒时熟悉的味道。

白天的时候我带有枝在河湾边钓鱼，他坐在我身旁，小小的脑袋依偎在我的膝盖上，拉住我的衣角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才会不走了。”

我把他抱起来放在双腿上，将他的手握在鱼竿上，我再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说：“等哪天你自己能钓上大鱼来给爸爸吃，爸爸就不走了，就在家享清福了。”

他仰起头，用跟妻子一个模子刻出来般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就开心地笑了。

春节过完，我和妻子又要离开了。他又站在河湾边目送我们离去。直到我们上了公交车，他还是默默地站在那，透过颠簸模糊的车窗看过去，却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一小点单薄的身影，消散在黄昏的雾霭里。

那几天，正值神户樱花的赏花期，满大街的看花人，店里也忙得厉害。晚餐高峰过后，我趴在门口的栏杆上看着楼下抽烟，掏出手机发现大姐打来了十几通未接电话，微信视频也邀请了无数次。我拨通了过去，大姐接通了。我问她什么事，大姐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哇”得一声就哭了出来。断断续续地跟我说道：“有……有枝一个……个人跑到河边去钓鱼，结果……结果不小心……”我的脑子里“嗡嗡”了两下，一片空白，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大姐的哭声渐渐远去，我看着从店里挑起门帘向我走来的妻子，眼前一片漆黑……

有枝最后被葬在了那棵柳树下，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妻子的平静却让我很是担心，从搭上回国的飞机起，她就没再掉过一滴泪，我倒希望她能够撕心裂肺地哭出来，希望她抓着我的衣服狠狠地骂我，打我，责备我，怨恨我。处理完有枝的葬礼，妻子急切切地要回日本，亲戚们都劝她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冷冷地问我走不走，不走她一个人走。我知道她是在逃避，她是我的妻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了日本。坐在飞机上我总觉得人生就像在走过场一样，走来走去又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打算休店一段时间，带妻子出去到处走走。虽说也来日本这么多年了，可我基本都没怎么带妻子出去玩过，我们每天都在忙，忙到最后连自己在忙些什么都忘了。可妻子每天都只是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茶饭不思，日渐消瘦。我在一天夜里醒来，发现妻子不在身边，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她，后来还是“雪花”楼上的妈妈桑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看见妻子神情恍惚地走到店里来了。我一路狂奔到店里，撩开厨房的门帘就看见所有冰箱的门都打开着，由于已经歇店了好几天，冰箱里面什么也没有。妻子蜷缩在冰箱一角哭泣着。我上去把她搂进怀里。妻子在我的怀里嚎啕大哭，她终于崩溃了。

“我梦见自己一个人深夜沿着屋后的那条河湾走，有枝一直在前面喊我。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厨房里来，河湾里的水灌满了厨房。有枝光着身子在厨房里抓鱼，看到我后跟我说：’妈妈我饿了，妈妈我饿了。’我赶忙打开冰箱想找东西做给他吃，可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连米饭和海苔都没有，我连一个饭团都捏不出来。有枝不开心了，噘着嘴又沿着河湾走了，我想去追他，可身子却怎么也动不了，我拼了命地喊他，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带走了河湾里所有的水……”妻子后来趴在店前的栏杆上看着夕阳跟我说，把烟蒂碾死在地上，她开始抽烟了。

我没说话，看着天际的霞光一点点褪去，墨蓝色的夜幕反扣上来。

“林，我想出去走走了。”

“嗯，想去哪？我们一起去。”

“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我沉默了一下，“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也许下个星期，也许下个月，也许……”妻子低下头去，又点上了一支烟。

“好，我在这里等你。”

我在夜里送妻子去电车站，沿着公寓旁的那条溪流走。溪水依旧滚滚不息地从山上冲下来，流向未知的远方。神户初春的夜晚还有点凉意，妻子穿了件棕色的风衣，脸藏在高高的立领里，看不清她的表情。

“林，我又开始写小说了。”

“那很好啊，你天生就是写小说的料。这次打算写什么？”

“失去儿子的疯癫母亲。”

我一时语塞。

“林，等我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愿意上楼陪我喝一杯，跟我说说话了。”

“嗯，当然。”我还记得，当年她不是叫我“林”，而是叫我“小哥哥”。

送走妻子后，我觉得浑身发凉，准备去店里拿一下外套。到了店里穿上了外套还是冷得厉害，就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绍兴酒来喝。喝着喝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半夜饿醒，摸进厨房，我发现它像自己的胃一样空空荡荡，没了食材，就算自己是个厨子，却还是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可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女人，每天一趟趟骑着自行车，运回一袋袋食材，把这小小的厨房塞得满满当当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