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名臣录
用砒霜给人治病，这是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蓄意丑化，也是对整个法家思想的咒骂。他把王安石的“新法”污蔑为“杀人之术”，恰好说明，“新法”的实行，是给了儒家以沉重打击。
朱熹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把刘叔通打发走了。现在，他精疲力尽地躺到床上，嘴里嘟嚷着：“变法，变法，多么可怕！”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
战国时，魏用吴起，齐用孙膑、田忌，秦用商鞅，奴隶制的典章礼乐，几乎都被摧毁。孟轲大讲“仁政”，宣扬孔丘的“复礼”，到处碰壁。
秦始皇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统一了六国。儒家和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暗中勾结，企图捣乱，秦始皇一道令下，焚烧了大批儒家的经书，坑掉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
王安石当政，任用许多革新派人士管理各级执法机构，那些反对变法的大小儒臣都统统受到打击，大地主顽固派头子司马光被迫离开朝廷，在洛阳“闭居”了十多年；大官僚富弼贬汝州；韩琦贬相州；文人苏轼，不但从这里贬到那里，还被抓到牢里审讯……
“不行！”朱熹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满头大汗，毛骨悚然：难道要我们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他恶狠狠地咬着牙，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阴险毒辣的反法诡计。
第二天一早，朱熹把黄干等几个贴心的学生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大概都听到了，现在有些风声，又要重演王安石那套害民新法。对异端邪说之害，决不能等闲视之，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
一个身材矮小的门徒，捏着蒜头般的拳头晃了晃：“是要找那些家伙辩辨理！”
朱熹不屑地扫了他一眼，说：“那样做无济于事。”
“该怎么干？”几个门徒齐声发问。
“有办法，”朱熹胸有成竹地说，“以前我们儒家中也有许多人在朝廷当过大官，他们都是大宋王朝的有功之臣，说过不少贬斥王安石的话。有的还直接和王安石较量过。我想，要是把这些名臣的言论汇集起来，整理整理，让今人看看，岂不是一件有补于世教的大事？”
“噢，老师的意思，是要编一本王安石的罪行录？”黄干最先领会了朱熹的妙计。
朱熹诡秘地点点头。接着，他把手一挥，张罗起来：黄干抄写，众门生分头行动，搜集整理。
几个学生乱哄哄地散开了，屋子里只剩下朱熹和黄干两人。
朱熹倒背着手，在屋里转了几圈，便一字一顿地念道：“王安石推行青苗、免役、水利、均输等新法，司马光在神宗面前极力反对。神宗问他：‘祖宗之法就不能变吗？司马光说：‘当然变不得，如果夏、商、周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其开国君主禹、汤、文、武之法，那么他们的国运可以延续到今天，不会亡国，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这是宰相司马光对皇上说的话，给我记上。”
他伸出一个指头，朝纸上一点，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动作。想了想，又说：“这句话后面还要加个注：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宰相，只有温公（司马光)一人学术最正，他的话很重要。”
黄干摇笔疾书，把朱熹的话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
“荆公王安石之罪，不可胜数。”没容黄干歇口气，朱熹又迫不及待地口授，“这是韩（琦）丞相所言。”……
“王安石变法，遭到许多老臣宿儒的反对，他就选用一批新进之士，担任要职。可是他这些门生个个跟他作对，王安石后来非常孤立。”一“这是内翰苏轼的话，给我收在《丞相荆国王文公的言行录》里。”
黄干诧异地问：“这分明是苏文忠公的话，怎么收在王荆公的言行录里？再说，老师既然要揭王荆公的罪行，怎么还要把他列在‘名臣’的行列里？”
朱熹笑了一下：“眼下，还有人信仰王安石，为了表示我们恪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暂时把他叫‘名臣’，然后把别人说他的坏话和记载他的丑恶言行，统统写在他这个号头上，岂不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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