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邻国的启示》3 约瑟夫.斯大林：我的地盘我做主

1924年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者。

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布尔什维克的民族问题专家，他在政治生涯中一共发表了有关民族的著作一百余篇，总计五十多万字，构建了一个周密完整的民族理论体系。在苏联的民族体系建立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和无可动摇的权威性。

进入现代社会，国家和民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东西方世界都在探讨民族问题，但世界缺乏对民族定义的共识标准。于是几乎所有涉及民族问题的论述，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

自从民族概念提出之后，世上从没有一个不引起争议的民族定义，任何学者在定义民族时都显得谨慎和留有余地。因此，英国社会学者凯杜里说：民族这个似乎简单明了的东西其实是晦涩的，深奥的。

斯大林认为民族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人，可以同属一个民族。基于此，约瑟夫.斯大林同志作了一个决定，他必须亲自给民族下一个全新的定义，于是带着斯大林烙印的“民族”诞生了：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西方学界并不认可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学术上的成就，但没法否认这一定义的重大历史影响。其他的民族定义学术水准再高，不及斯大林民族理论实践之广，影响之深远。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中，首先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领土上将其民族理论付诸实施，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理论扩展到中国、东欧、南斯拉夫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播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席卷全球40%人口。截止当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仍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定义之一。

如果向前，追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内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民族理论方面的造诣。斯大林不善言辞，具有很强的权力欲和严密的思维逻辑。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进行论战，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比布尔什维克多，他们中很多人写过民族理论文章。列宁深感己方阵营民族理论方面人才的缺乏。此时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经常发表民族理论文章，因而受到列宁关注。1912年底到1913年初，斯大林秘密前往克拉科夫参加中央委员工作会议。会后列宁与斯大林就民族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在列宁的支持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此文发表在《启蒙》杂志上，深受列宁的赞赏。

从此之后，斯大林一发不可收拾，频频就民族问题发表著作，1913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工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与列宁之间的关系。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描述斯大林：“极好的格鲁吉亚人。”

在列宁的提携下，斯大林进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跻身党的领导层，1922年斯大林当选俄布（共）总书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凭借清晰的政治头脑，纵横辟阖，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成为布尔什维克唯一的党的领袖，西方将斯大林称为“共产主义沙皇”。

“共产主义沙皇”不光牢牢掌控着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且主导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这场波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扮演了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那时列宁领导的革命已经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英法等协约国集团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强环伺，于是列宁号召抛弃改良主义，将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设在莫斯科，宗旨是在全世界发动革命，领导支持各国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可以说，共产国际某种程度上是为反对协约国而成立的。

共产国际是有史以来纪律最为严密的国际组织，规定：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某某支部）。”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先是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李汉俊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早期档案里，中共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3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船上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一大召开日是中共官方认可的建党日期。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有意思的是，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后，国民党曾于1925年与1926年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巨大，中共开展工作的经费主要自于共产国际，1922年6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

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1922年底维经斯基回国，中共经济来源断绝，很多工作中断。

共产国际还决定了中共领导人选。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来华，到达上海后，单独约见了其学生，曾经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实际由米夫主持，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候补中央委员，王明进入政治局，独揽大权。米夫回苏后，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

所以当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乘飞机出发，经停迪化，从天而降出现在延安机场。亲自前来迎接的毛泽东心情复杂，他联想起井冈山时期，他辛辛苦苦拉扯出一支部队，但王明支持的博古一到根据地，很快剥夺了他的领导权。党的纪律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服从党中央，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只能隐忍，长征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1936年，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恢复，此时的毛泽东更加成熟，小心翼翼地与共产国际交往，共产国际总舵主斯大林也逐渐认可了毛，但毛对王明的到来却不敢掉以轻心，毕竟中共是国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得听命于莫斯科的指令。

随后苏联的肃反运动帮了毛泽东，王明的靠山米夫被认定为托派分子，遭到逮捕，很快被枪毙。靠山倒了，王明岂是毛的对手。毛泽东成为共产国际的新宠，做稳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负责人交椅。

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国家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内很多国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成员，此刻是苏联争取拉拢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支持各国共产党在同盟国内搞革命显然不合适。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独立门户，中共获得了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利。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统一思想，奠定了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1955年，“共产主义沙皇”斯大林逝世两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批判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心情复杂之余又颇有扬眉吐气之感，就内心而言，毛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不满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斯大林被揪下神坛，对毛泽东而言却是一件好事，因为苏联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国际领袖，像斯大林一样凌驾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上。 

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不客气地批评苏联的某些政策，除了批评苏联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外，还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未完待续）

过往阅读

1  引言

2   苏维埃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