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封建王朝由于统治者的差异会彰显不同的特色，这一点已被许多历史学者认识到，并且有极为精辟的论述。
唐朝建立者李渊是关陇世家大族的核心人物，由于隋炀帝残忍无道，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在隋朝风雨飘摇之际，李渊审时度势，从晋阳起兵，举起反隋大旗。在几个儿子及众多文武臣僚的辅佐下，终于平定中原，挽狂澜于既倒，建立起强盛的大唐王朝。
由于李渊在隋朝时即被封为“唐国公”，是显赫的关陇世族的领袖，更是皇亲国戚。在登上王位以后，其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李渊具有夺取皇位的政治资本和个人才能，因此，由唐国公变为皇帝，显得顺理成章，也让他变得更加自信。这一点在其继任者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李世民文韬武略，才华横溢，他内施仁政，广开言路，唯才是举，外修亲善，与邻邦建立和谐关系。
统治者自信的气度与开放的胸襟让大唐王朝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魅力，以魏征为首的大臣从谏如流，兢兢业业，吏治清明。长安城以其恢宏的气势吸引着各国友人，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各国商人也纷纷涌向长安，此时的长安可堪称国际性大都市。
唐高祖与唐太宗的个人自信让唐王朝也变得“自信”。在文学方面，唐初至中期，唐诗的主流是大气磅礴的，一扫六朝奢靡的诗风，尽显盛唐气象。在书法上，以“颜筋柳骨”为代表，特别是颜体，雍容大度，丰满厚重，笔锋于内敛中显出张力。
如果说唐朝是自信与开放的，那么宋朝就显得含蓄许多。
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先前任殿前都点检，在柴氏国君英年早逝以后，赵匡胤便“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黄袍加身。由武官出身的的宋太祖登上皇位以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夺了大将的兵权，又对武官的权力大加限制，以防止“闹剧”重演。于是，宋太祖便制定了一套祖宗家法，其核心是“重文轻武，守内虚外”。
其结果是一方面朝廷高度重视文人，读书人一旦考中即可授官，且享有丰厚的俸禄。最典型的就是宋真宗劝世人读书的诗句，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另一方面以文御武，用文官来限制武官，造成政府机构重叠，财政耗费巨大，为赵宋的统治埋下了隐患。第三方面，国家拥有的军队数量巨大，也要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与官员的叠床架屋一起，构成了北宋中后期的“三冗”现象。第四方面，军队人数虽然庞大但绝大部分用来防止农民起义，此为“守内”或“强干”，一小部分用来镇守边境，此为“虚外”或“弱枝”，因此，宋朝在对外军事上常以失利告终。加上继任的统治者无上进之心，安守祖宗家法，宋朝的疆域逐渐被周边的少数民族蚕食。至南宋时期，统治者终于“偏安一隅，苟且偷安”，将都城迁到远离金军的临安，与金人划河而治。
在对外交往上，与外国的联系明显减少，盛唐开放的国门逐渐关闭，国家又渐渐转入内敛的状态。
在民族关系方面，由于宋军与辽军、金军等少数民族军队的争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极少，甚至互相之间产生仇视心理。唐朝时汉与吐蕃“和同为一家”的融洽局面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产生明显的界限，各自在其活动范围内繁衍生息。
在元末农民起义过程中，朱元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乞丐皇帝”。据吴晗先生的名著《朱元璋传》，朱元璋从一介乞丐变为大明皇帝，骨子里是极度的不自信，心里极为恐慌，为了巩固皇权，便大开杀戒。仅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被朱元璋株连杀害的就有数万人。明太祖还有一些文字禁忌，如一些官员给皇帝的上表中出现了“则”字，朱元璋牵强地认为“则”是“贼”的谐音，这是在映射他的过去。此后，这些官员惨遭杀害。
朱元璋的不自信还体现在建立了一系列特务网，即“检校”和“锦衣卫”，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厂卫制度。他用这种方式来监视各位大臣，防止他们有不轨行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濂请客喝酒，被朱元璋派人监视了，第二天皇帝当面发问，宋濂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才不再追究。
明太祖多疑的性格深刻地影响着其继任者，因此，明朝的很多皇帝猜忌心理都很强。
先后建立的锦衣卫、西厂、东厂都是皇帝忠实的鹰犬，它们的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职权甚大，他们可以弹劾高级官员，甚至可以搞暗杀。在这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中，官员们人人自危，如履薄冰，普通老百姓也惧怕“厂卫”官员，对他们尽量避而远之。整个社会变得十分沉闷，压抑，进一步走向封闭。由蒙元游牧民族产生的开拓精神到此时已荡然无存。
性格分析法被很多历史学家所运用，如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就对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等人的性格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进行微观研究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接近鲜活的历史。
封建社会的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其言行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开国皇帝的性格更是影响着王朝的“性格”，如果将封建王朝比如成一艘大船，那么开国皇帝就是第一位舵手，他的思维控制着航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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