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讲台十多年了。偶尔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一些同事其人其事,颇有些趣味,值得聊聊。
称呼他为壤兄,并不一定是他比我大,只是不想直呼其名,戏称罢了。
他毕业于四川某师范大学,学地理的,姓王,碰巧名字中有一个壤字,可能五行缺土,才被长辈取了这一名字吧。他长得高高瘦瘦,一米七三左右,走路有些外八字,中等相貌。
这样的人本不足为奇。可他说话风趣幽默,曾以一句金句享誉校园,甚至还被好事者传到了县城里,私下为许多人津津乐道。
那金句是这样来的。
为防止一些学生逃学偷跑(他们有可能偷偷回到家里,有可能在县城里逗留,与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更便于管理学生,学校不但修了高高的围墙和围栏,还常常分组,派教职工们轮流值班,晚上在规定的时间段内一同巡视校园,白天则各自守在划定的某一特定区域,眼观多路,耳听几方,不得有误。而教职工们的教学工作呢?一律照常进行。
一天晚上,壤兄与几名同事在巡视校园时,在明亮的路灯下,其中某位老师看着我们学校高大的教学楼前立着的雕塑,突发奇想,大声问道:“你们说说,什么话可以概括这座雕塑?”
那同事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同事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向那尊雕塑:宽阔而略微有些高度的底座之上,整整齐齐地垒放着三本厚厚的精装书籍,书籍之上,则顶放着一个地球形状的圆球,周围还有适当的围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还未等其他同事吭声,壤兄就大笑道:“书,顶个球用!”
其他同事闻言,先是一惊一愣,面面相觑,然后,就忍不住都开怀大笑起来:有的前仰后合,有的捶胸顿足,有的花枝乱颤。
后来的某一天,我的邻居女同事在她家里悄悄地把这故事讲给我听,我也忍俊不禁,生出了好些感慨。
那时的学校,每年初一招生的名额不少,通常每个班五十多个,每个年级八个班,到了初三,就已陆陆续续流失了一部分学生了。我们教师曾积极响应上级领导号召,于周末分组,或爬山或淌河,做过家访,可收效甚微。
听学校的藏族老师说,那些藏族农牧民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去学校,不仅耽误了给家里干活挣钱,还把孩子培养得又馋又懒,穷讲究,有害无利。
有的学生小学就时常逃学旷课,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就混到毕业了。可拉萨当时实施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什么样的小学毕业生,初中照收不误。到了初中,学习科目增多了,难度增加了,许多学生更学不懂了。一旦学不懂,又加上家长的不支持,学生更留不住了。
每次市教育局领导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学生入学情况,学校领导就打电话到各个乡政府去,再由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通知旷课的学生家长,以支持学校教育工作,就可在年终领政府补助补贴为由,让家长及时把学生送回我们学校。长年累月如此,我们习以为常,均见惯不惊了。
更何况,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认为,读多少书不重要,挣钱才最重要。说什么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云云,一切向钱看。弄得人心惶惶,好多读过不少书却未挣着多少钱的人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我后来考到拉萨市一单位做文秘去了。离岗前不久的一个夏天,学校安排了扫盲工作,我被临时分配到一个扫盲班上汉语课。匆忙之中,我就什么也没来得及准备,拿着几只粉笔就上讲台了。
教室里人坐得满满当当的,难得一见。他们互相说笑打闹着,见我走上讲台,才迅速平静下来。
我想他们既然是来扫盲的,估计初中未毕业。于是就随意写了几个在这里的初中阶段才会学习的汉字词语,问他们是否认识,他们中有的说认识,有的不吭一声。说认识的一些人声音很大,震得教室地动山摇的,我也未当一回事,继续问,他们继续答……一节四十分钟的课,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了。
估计那些同事们和我与壤兄都有相似的看法和感受吧!那金句才能那么传来传去。后来的我们,有一些脱离了教师岗位。这其中就有那位壤兄。
他与我同年考到拉萨去了,不同的单位。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单位是妇联。一般的男子,可能不屑于入职妇联,婆婆妈妈的,有什么劲呢?可他那样有幽默感的人,似乎就不是什么事儿了。
到拉萨上班之后,壤兄曾给我寄了一张单位发的抽奖名信片来,估计是因为之前我们一同从拉萨回到县城办事时,我曾请他与另一个男同事徐老师吃了一顿便餐的缘故吧!我收到后,早已过完了次年的元旦节。我未关心那抽奖号码,后来带回家把它放在哪里了,我也记不得了。
壤兄的老婆也曾与我共事。他们俩是同一年从内地来学校的,比我晚了两年。大学毕业后,他其实在内地混了两年,不如意,然后才在同校好友熊老师的指引下,应聘到拉萨市教育局,然后分配到我们学校的。
作为川渝老乡,他与那女孩的沟通毫无障碍。可能因为早早意识到了学校适龄适婚的男教师多,女教师少的缘故,壤兄早早就盯上了他后来的老婆,老早就当众宣称那女孩是他的女朋友。他的这番做法,免不了成为同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话。
他的母亲在知道他正与一个身高与他相差较大的女孩恋爱时,曾强烈反对过。她写信给我们学校的领导,措辞激烈,请领导阻止他们的结合。校领导怕棒打了鸳鸯,没有把信交给他们阅读。
壤兄的老婆名冬梅,娇小玲珑,学计算机的。她是我们学校教计算机的老师,曾培训过学校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教师。她教学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在我看来,她为人不错,诚恳待人。尽管有同事说她有不肯帮小忙或者是不懂规矩,贪小便宜之类的不足,也没有改变我善待她的基本态度。
我与她曾在校小买部供应商处合买过一箱冰淇淋,各自省了钱也得了方便。我们也曾一起在校园里闲聊,一同搭乘同事找来的便车去县城医院守护患了SARS的学生。
她从未给我说起过壤兄的品格,比如有时私自去县城里或者是拉萨买好吃的然后吃独食之类的。还有壤兄的敏感多疑,小肚鸡肠,脾气暴躁,一不高兴就开始讥讽骂人之类的。
他们后来成婚了,有儿子了,又离婚了。他们的分分合合饱含辛酸和甜蜜。我们外人只是隐隐约约知道了一些。
这其中包括他得了甲亢,尽管坚持治疗,还是凸了双眼,他的母亲对儿媳妇的态度之后有所转变。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壤兄的媳妇儿也费尽心思调到了拉萨,在某职业学校任教等等。照理应该大团圆的结局,他们却最终离婚了,没想到啊!
我因生了一场大病,在他们俩离婚前就离开了拉萨。如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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