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年（1525年）
绍兴府衙年久失修，知府南大吉重新修缮，并重开龙首书院。他前来问政于阳明，王阳明和他有一席长谈，主旨与答诸暨县令朱廷立问正学一样，即明明德与亲民是一回事，止于至善是根本。南大吉深受启发，把知府大堂的匾额由“公正”改成“亲民”，王阳明为作《亲民堂记》。
南大吉又分派山阴县令吴瀛扩建稽山书院，在书院后新设尊经阁，南大吉说：“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四月阁成，请王阳明作记。
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说：
经，常道也。常道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常道应乎感，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常道见于事，则为亲、义、序、别、信。
《易经》揭示阴阳消长的运行之道，《尚书》记录纪纲政事，《诗》歌咏性情，《礼》体现条理节文，《乐》抒发欣喜和平，《春秋》辨明诚僞邪正。六经的本质是心、性、命。
六经，就是我们心中的常道。君子学习六经，应该求其性、命，而落实于当下，都是要从心上去求的。
圣人述六经，犹如富家将祖产遗留给后代，以免于困穷之患。六经应该在我们心中，犹如财产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账本。后世学者，却把心思都放在六经的文义上，这是舍本逐末，不是真正的尊经。
从县令顾铎开始重修山阴县学，后升京官，吴瀛续任，县学修成。王阳明为作《重修山阴县学记》。
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王阳明对心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说，圣人之学，即心学，治学无非求尽其心而已。
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道心，率性而纯粹，是诚意的源头；人心，各不同而险恶，是伪之端。所谓“惟一”，即一于道心。所谓惟精，自觉使人心回归道心。道心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
一于道心，则存心无不中，而发之无不和，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此《中庸》之要义。
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相沿相袭，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识道心之微。
偶有反求人心于道心者，却被讥为禅学。禅学与圣人之学，都求尽其心，却有细微的区别。
圣人之求尽其心，以天地万物爲一体，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有礼乐教化之施，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此大学之道。
禅学只求尽一己之心，外人伦，遗事物，可以独善，却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浙江贡院破败，监察御史潘仿（字景哲）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在乡试之前整修一新，以显示重视举贤之意。新修后的贡院森严洞达，使主事者不敢有轻慢之心，应试者自销邪僻之念。
王阳明《重修浙江贡院记》说，古代举贤重在平时表现，有司待士以忠信礼义，没有防人之心，士人应有司以廉耻退让，没有奔竞侥幸之图。世风日下，而科举兴，上防下，下疑上，考试的时候有重兵把守巡逻，还要搜身，待士不能以礼，而考生也常常想尽办法作弊，失去了诚信。新修贡院之举，可谓能求古人之意，匡后世之弊。
杭州万松书院原是一座废弃的寺庙，弘治初年改为书院，但一直未启用，仅仅是一处人们游览的场所，潘仿发起，提学佥事万潮、知事严纲、知府陈力、推官陈篪等鼎力支持襄理，扩建书舍36间，配备教具和师资，每年乡试都有不少人因名额限制而落第，书院计划继续对这些士子加以培养，请王阳明作记。
《万松书院记》说，三代之学，皆以明伦为教。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非明伦之学。不虑而知，即良知；不学而能，即良能。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故明伦是举业的基础，这是国家兴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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