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学说起源于周朝衰落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可它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代变革不断创新发展，而且越来越有趋同折中的形态。所以到底是学说指导了政治，还是政治改变了学说呢？譬如与儒道两家相比，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先进性就是求新与实用，同时切合了那个时代人民渴望“统一”的诉求。秦国以法家理论完成统一大业看似实现了这个理想。
可任何一个学说并不会永远适用。以法家立国的秦朝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淘汰了“不合时宜”的其他学说，可没过多久自己也就灭亡了。于是各家学说也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变得更接地气一些。新儒家也被称为道学家，就是将儒家的理论进行形而上的解释并融合了一部分道家和佛学的思想学派。他们主张的天地参合，意在鼓励普通人做寻常事，懂得它的意义并将其做得“恰到好处”便能将内心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达到天人合一。一个人也不用去谋求当什么领导人，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自己眼下的事情做好就等于为国家做贡献，“止于至善”。这对普通民众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执行。道家也在发展，还有自省的意识。被奉为本门经典的《庄子》之《天下》篇都隐晦地批评了道家学说的局限性。它认为儒道两家都不全面，儒家只看到具体，却不懂原理；道家知道原理却不了解具体，好似一个只有枝干，一个只得根本，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全部的真理。其实不止儒道两家结合（新儒家的名字为道学家），禅宗也融合了部分道家的观点。由此看来，道家的玄反而成了一个可以被任意承载的容器，被其他学说所用。
很可惜，被自如运用的道家却没能像儒家一般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官方学说”。这也是历史必然的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之所以选择儒家理论做为统一思想的核心，是因为儒家的观点可以论证新王朝新制度的合理性。毕竟过去再怎么你打我我打你，也大部分还是承袭了父死子继的传统。秦朝刚统一天下没多久，一个叫刘邦的人，既不是贵族也不是皇亲就这样坐上了皇帝宝座，凭什么呢？于是董仲舒把”天人感应“拿出来说事，即将阴阳家的形而上与儒家结合在一起。董仲舒强调“天地人”三者互为手足，缺一不可。人要是做错事，天便会降灾祸惩罚他。所以朝代的更迭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当一个统治已经腐朽衰败的时候，老天必然会派另一个崭新的王朝来代替它。在这里，董仲舒非常强调人的文化价值，人能与天地并列，靠的就是文化。他不像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也不同意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是认为善恶兼而有之。所以“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汉朝的建立合理合法。董仲舒还遵循过去儒家的主张提炼出“三纲五常”对人的品德和社会伦理做出规范。而这种规范和“天人感应”说也制约着皇帝。因为他为论证汉朝的合法性时所使用的朝代更迭理论（三统）其实也适用于汉朝本身，即国君受之于天命，也受制于天命，不要寄希望于一个王朝无限期地统治下去，要时时刻刻苛责自身，谋求改进，否则就会有另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来取代你。这也是儒家对统治者的一种制约。
董仲舒是孔子的狂热信徒，所以才能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情。可他过度神话孔子到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有些惊悚。他认为继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以“道统”承袭天命。《春秋》做为鲁国的史书不仅为孔子所做，而且还在其中树立了孔子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黑统，还创造了黑统的所有制度（汉朝即黑统）。董仲舒把整部《春秋》按照孔子做为标杆分为三世，孔子从文献记载得知（所传闻世），孔子听说的历史（所闻世），孔子亲历的时期（所见世），还说要细心体会孔子在这三个时期不同的语言用法，即我们现在熟知的“春秋笔法”。以至后来为《春秋》做注释的《公羊传》再被东汉何休做注释时，孔子已经被宣传得神乎其神。整个《春秋》就是孔子如何将鲁国从一个乱世整顿成为近乎太平盛世，并将其理想推广到蛮荒之地，使那里的人也得以教化的一部英雄史。当然，谁也不能回避孔子只活在《春秋》的三世后期且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事实，于是何休加了一句话说，如果孔子真正掌权便能做到这一点...
可见古代经典注释也是出自粉丝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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