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出身儒家现实主义学派，却教出了“焚书坑儒”的学生。李斯的所做所为在今天看来都是欺师灭祖。不仅如此，他还害死了韩非子。秦王采纳韩非子的理论统一了六国领土，但他又听信李斯的建议妄图统一思想，于是走入了道家所说的“物极必反”的末路。
法家提倡平等。过去周朝是“礼不下庶人，邢不上大夫”，将贵族和庶民隔绝得干干净净。可由于西周的没落，贵族流落于市井，庶民也有了上升空间。孔子等学派倡导“礼”下庶人，可对大王的要求也更高了，即“外圣内王”。此时正值春秋战国时代，大王们没有时间修身养性成为圣人，更没有精力去为民众谋求福祉，他们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们无意成圣，只想当王。于是法家的实用性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说起法家要先谈阴阳家。阴阳家行方术，被称作术士，主张“天人感应”。即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结感应的。如自然界发生不正常的现象，那多半是因为国君的恶行召来上天的报复。此学说在历朝历代都十分盛行，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万历皇帝就曾抱怨，一发生自然灾害大臣百姓就赖到他身上，认为是他失德。
春秋战国时期不止是阴阳家被称为术士，那些懂得现实政治，建议被国君采纳并奉为上宾的人也被称为“方术之士”。他们告诉统治者，君王不必是圣人，反而是中人之资就可以好好地统治一个国家。他们传授如何极权，组织群众，充当领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法家。
韩非子代表的法家主张权力威势，政治权术和法律规章制度这三个原则在治国之道中缺一不可，“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即明君要执法公正，用人如鬼，威严如山。
韩非子主张创新，这与孔子时代起的多个学派寻找古代权威支持自己的学说截然不同。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人们凭季节变化和种植经验就可以有个好收成。所以中国人办事爱循个旧例。孔子时代起的诸多学派虽理论各有不同，但基本都加了时代滤镜，认为过去是黄金时代，现在是“礼崩乐坏”，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是要回到过去。不要说古代，我们现代人也总在怀念过去，认为那时的社会民众善良淳朴，现在人心险恶。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法家在那时就懂得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道理。古代的人也许确实淳朴，可那是因为当时物质资源并不短缺，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现在“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夫未死而又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认为新情况只能用新方法去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守株待兔。“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继承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认为一国之内能自觉行善的不会超过十人，可只要大多数人不作恶国家就能安定。所以君王不用有特殊的品德和才能，只要靠威严和法律统治百姓就能达此目的，而不必用品德去感召。君王不必事必躬亲，而是用“术”去物色驾驭合适的人选为他办事。君王也不必挠头自己所选之人是不是能人志士，只要把赏罚大权攥在手里，能者赏庸者罚，人们趋利避害，自然能留在这个位置上的就是贤能之辈了。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如此。
“无为而无不为”也是道家的思想，可道家认为人本天真无邪，法家则坚持人生来邪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可在“无为”上，后期道家的主张与法家颇有相似之处。《庄子.天道》篇就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即君主的职责就是发号施令，而属下的职责就是被驱使去做事，这就是君王的“无为”。可道家又批评法家所依靠的机制是赏罚分明，却仅要求执行者（君王）是个中人之资。万一他未能做到公正严明，这种机制就会崩溃。所以统治者该是个圣人才对。
法家和儒家也是既相关又大不同。譬如他们虽都没有社会阶级高下之分，可法家却不信“礼”。因为法家的赏罚分明也作用于贵族，所以他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给降低了。韩非子虽是荀子的学生，但他对通过文化教育使人向善并不感兴趣。法家不寄希望于民众的改造，而是用法律法规迫使其服从。这就是为什么说儒家是理想主义，而法家是现实主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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