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新儒家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他们都主张宇宙万物有自己的“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具体事物则是“气”根据每个“理”凝聚而成。两学派的分歧点就在于“格物致知”还是 “致知在格物”。
程朱理学认为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这个事物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理”，可并非每个“理”都有它具体的存在（有 “心” 或称有“情”），即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也，未尝实有其物也。”
宇宙包括万物之“理”，概称为“太极”。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事物本身又可以被无限分割，而被分割而成的小事物，每一个又有它的“理”。于是可以推断，每个事物本身都有它的“太极”。同理可证，依“理”而聚的“气”也是可以这样无限分割和无限概括的。
这时就出现了哲学的经典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理”还是先有“气” ？程朱的解释颇为巧妙，他说“理” 和 “气”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怎么能论先后呢？（“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这算是岔开话题的一个经典回答。
而儒家经常讨论的两个问题“人性” 和 “圣王”，在程朱理学下也有了新的解释，即柏拉图的“任何具体的圆都没有“圆”的理念那么“圆”。程朱认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只是人的天性总是趋向“善”可又达不到“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恶”。按照孟子的“德之四端”理论，程朱认为四种恒德就是 “理” （即“性”） ，“德之四端”就是心的活动，我们只能通过心的活动去认识人性。这就挑明了程朱理学的一个最大特点，通过具体认识抽象，即“格物致知”。
当然，程朱理学仍饱含儒学的时代滤镜，认为政治上的“理”就是先圣王所推行的治国之道，是主观存在而非人为制定的。只是后世再无人能绝对执行这种圣王之道，但不能因此否定它 “理” 的存在。
程朱的“格物致知”颇有禅宗“顿悟”的影子，就是无限认识外部世界直至突然领悟到世界的本质。程朱认为万物之 “理”早已存在于人性之中，我们只需通过各种实践去体悟，即通过“形而下” 认识 “形而上”。
可陆王心学认为，既然万物之“理”已存在于人心之中，那就随心而动好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随心而动的第一反应（“理”）去时时匡正现实行为，即 “致知而格物”。
王守仁主张人的本能，即第一直觉就是良知。人要遵循自己的本能做事，任何对本能行为的犹豫和改变都是受私欲影响，而失去了“至善”。因此满街都是圣人，只要能“致良知”。既然本能，即心的活动，就是“理”（程朱主张心的活动是“情”），那我们就不需要通过认识客观世界才能体悟本质，只要把本质直接通过行为实践出来，即以良知来“匡正事物”。
和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似乎更加简单，省去了下功夫认识世界的过程，而直接跳到至高点去改造世界。当然，就像程朱批评的那样，你都没“格物”能知道“理”是什么吗？而陆王也反驳道，你都不知道“理”，还怎么“格物”？这种互相批评类似于先磨刀还是先砍柴的争辩。
其实，两派的主张恰恰是禅宗“顿悟” 论的前后部分。程朱理学是此岸跳到彼岸的前半部分；陆王心学则是跳到彼岸后如何继续生活的后半部。但他们两派却都批评佛学，因为佛学只谈空而不识“理”，在他们眼里即便“理”或“良知”是抽象的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还是要分辨出来。可见，在顿悟“理”上新儒学更偏向禅宗；可论及“理”本身，他们更认可道家。
其实宋明理学的这两派，无论是从“格物”开始还是到“格物”结束都是自身的便易法门。王守仁因“格物”了半天而不得其“理”而直接主张已知 “理” ，现在只需“格物”（匡正事物）。这就如同禅宗《坛经》里，六祖惠能本为一个南方不识字的砍柴人，因无意中听到《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句话而顿悟入门，从此就一路开挂超越“渐悟”多年的五祖大弟子神秀，最终继承衣钵成为第六代传人。
其实人对自己认识世界方式的选择，往往是根据自身背景、环境和个人特质等综合决定的。程朱和神秀已“格物”“学佛”多年，认为这条道路最终会有结果。而反之陆王和六祖惠能则是起点就落后于人，于是直接反向行之，从 “理”和“佛”的终端入手改造世界，弘扬佛法。
这样看来，无论是程朱陆王还是禅宗南北两派之间的互相指责，恐怕并没有对错之分。不过他们倒真应了《齐物论》里庄子的话，在“是我非彼”的偏执上，万物倒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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