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宣队进学校后，林洙进了学习班，每天要学到很晚才能回去。重病中的梁思成被排斥在群众之外，每天都在被社会所弃绝的屈辱中挣扎。
虽然他不能参加学习班，但学生们并没忘记这个反动权威。他们兴致来了就会跑到家里来，让他站在门口，当着街坊四邻坦白自己的罪行。
有一天，林洙下班回来看见家里有一大群人，都是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头头们。他们走后，梁思成说，这几个人是学校革委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他们说，梁思成写的材料，周总理全部都看过了。还一再向梁思成解释毛主席和党的政策，一再告诉梁思成党的给出路政策，还详细了解了梁家的生活情况和健康情况，还问梁愿不愿意住院。
梁思成表示，他渴望能参加学习，但他已经失去了户外活动的能力。如果什么时候开会批判他，希望他能去参加。从此，再开批判大会时，几个学生找了一辆破烂的手推车，让梁思成坐在上面，象耍猴似的推到会场。
一天晚上，革委会的刘主任来到梁家，他和林洙谈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后告诉林洙要送梁思成住院治疗。当晚十一点刘主任又来了，用车送梁思成去医院治疗了。
梁思成住院后，仍要“交待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1969年1月26日星期日，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集合在大礼堂的草坪上等待宣读中央文件。迟群来宣读了中央转发的，毛主席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的文件，在这份经验中总结了对待知识分子的五种不同的政策。其中林洙特别注意到了第四条“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其中特别提到了梁思成：“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经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
会后工宣队师傅认为这是对梁家的大恩大德，要林洙谈体会，还特意到医院去向梁思成传达了这一文件。
1969年10月7日军宣队的刘主任与熊向晖到医院来看梁思成，告之他英国作家韩素音来中国访问，想写几篇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周总理建议她访问梁思成、林巧稚和钱伟长。刘主任一再嘱咐他说：“你可以随便地和她谈谈体会，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的谈话，千万不要认罪检查。她是国际友人，可不是红卫兵。”
和韩素章谈话后不久，梁思成又恢复了党籍，革委会通知他在全校大会上作一个发言，谈谈学习新党章的认识和体会。当时梁思成肺心病已经到了晚期，处于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的情况，大脑供血不足，很难集中思想写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拼了命的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体会。
开会前一天的晚上，革委会把准备发言的人召集到第二教学楼内试讲。迟群看梁思成的发言稿太长，把他赶出了二教楼。
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然等待着他最关心和爱护的学生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已经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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