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的灰瓦土房子还是被拆了。
我想当然地认为，那家养的旱鸭子应该敞开脚蹼满院子乱跑，能打出清冽泉水的老井应该日复一日地扎根于生活里，就像一排排老旧黑瓦上的粼粼波光，碗口粗的大树下斑驳的绿意，还有充满成熟秸秆香气的里屋，肚子里永远亮着火的灶台，理所当然就该那样闪着、晃着、香着、亮着。但是那个小村落中人们对于家的依恋并没能阻挡掘土机雄赳赳气昂昂的大手，车轮碾压过土地，尘土飞扬，断壁残垣旁边是整齐的齿轮痕，回忆和温馨都被收割完毕，摆在新的简易房外面，像座被逐渐风干，也最终会化为粉末的沙雕。
就像是所有的发展必须要做出某种牺牲一样，何况又是那么一大笔钱，是姥姥姥爷一辈子在田里辛苦劳作也挣不到的数目。有了这钱，也许就能在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妇面前有一点底气，与儿女们未来的幸福相比，自己的家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是那么破旧，那么贫穷的一个家呢？那么就更加理所当然了，白里泛青的合金房顶一盖，水一泼，炮一放，憨厚老实的庄稼汉们就拖着大件小件住进了九十平米的简易房里。
腊月二十七，妈开车载我们回去给姥姥娘送年货。一路都是平坦的柏油大道，临到土路面前，妈失去了方向感，说是找不到小时候跟三姨偷人家山楂的那块田地了，也找不到从哪条路能够走到以前的家了。我打开手机导航，可是这片小地方在地图上是干净的空白，和现在一样。心里枝繁叶茂的回忆被连根拔起，就像以前笨拙弯曲的小土路，轮子一压过，荡起漫天黄尘，怪凄凉的。
家里安了水管，一拧，热水凉水都有，只有一点不好，因为是地表水，水位浅，所以每个水桶底部都积着一层黄色的细沙。各家都没有厕所，解决几十户居民们排泄问题的是村西南角两间掩了绿色雨搭的砖房，每隔一天或者两天，会有水来冲，公厕里只有一个能发光的小灯泡，挨着墙放了一个废弃的汽油桶，塞满了用过的手纸和卫生巾。简易房隔音效果差，最东户孩子的哭声，穿过四五层墙壁，即使在堆满杂七杂八物件的空间里得到了削弱，在最西头靠土路边的鸡棚里，还是会引起反响的。垃圾被推车拖到最东头一个大坑里，那里面还有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几只野狗总是在那里寻摸吃食。没处放纸，擤了鼻涕可以啪地沾到墙上，没处换衣服，人们可以随时脱掉或穿上所有衣服，没处说悄悄话，人们习惯了大声嬉笑大声吵闹。一到夜晚，所有悉悉索索的动静开始冒头，直到天快放亮，最后一个人睡去。
这里生活着头发泛白、皱纹堆叠的老人，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的中年人，目光羞怯、脸皮儿娇嫩的小孩子。因为卡里有了赔的钱，即使黄土荡脏了衣服，堵塞了耳孔，磨老了脸颊，也许他们被黄沙环绕、侵蚀、埋没，心里也是乐乐呵呵的—每个户口能赔偿几万块钱，寡言的老鳏夫能欢喜地娶来女人，自己的儿女们的家能装修了，能换房了。那些极微弱的诉求，被安心这样过日子的人们完全屏蔽，即使他们要在这个地方住上一年，三年，五年。
在家伺候两位老人的是我的三姑姥姥，她是一个精瘦的中年女人，有些神经质，却极度虔诚孝顺。我们一来，她就拉着妈的手喋喋不休：“呦嘿，小琴你不知道哩，昨晚上聒噪死个人，成半夜半夜地闹腾，一会儿说喊孩儿们别放跑啦坐那儿吃法嘞，一会儿说天黑啦赶集回家，犯啥神经，你看……”说话时，小村后面破落的山丘上，枯枝坚硬的触角接连成高低不平的网，禁锢住了花花绿绿的垃圾；结成碎块的干土被孩子的小鞋一踩，就碎成一层灰土。孩子的爸妈定会张望一阵又继续低着头，坐在家门口发呆或者看电视。没了田，做什么呢？在爸爸和姨夫曾经围着生火，酣畅大笑的土地上，几只寒鸦盘旋后飞到别处了。阳光是那样得好，大风用劲一吹，到处都是呼啦呼啦的响声。
姥姥娘眼睛半瞎了，之前能看出点人影，现在连光线也不能感知了。她和姥姥爷已经将近九十岁了。姥姥爷躺在床上插尿管，手上没有血管，全身只剩一张紧紧包裹着身体的皮，眼睛时睁时闭，不过只剩一口气了。姥姥娘的白发快掉光了，满脸的皱纹里依稀能寻到一小块儿裸露的眼白，她只能坐在高背椅上嘤嘤地拖着哭腔，也掺杂着叫喊和咒骂声，用她长长的木拐杖敲地，发出咚咚的声音。人老得，是这样的快啊。
我不由地想起我姥姥的母亲，那个多年前去世在里屋中的老人。我小时候曾经去看过她，她的脸也是拧巴出一块一块的褶皱，手也是那样得干枯和细，嘴巴咧着，却不能动弹。她曾经平静地躺在蓝底百花的枕头上，枕着一头稀疏的银发，睁着眼看我，拉拉我的手。一向害怕快要去世的人的我那时候竟然没有一丝害怕，因为她没有挣扎，没有恐惧，只是微微转转眼珠。当成片的哭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溜了出去，被什么驱使着狠命跑出了门外，跑过了姥姥家门口横着的石板桥，直到精疲力尽，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在田地里。醒来时，头顶是密密的浓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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