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四眼儿

    我18岁刚参加工作那年，是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沿着蜿蜒的山路，步行到离家6公里之外的造纸厂去报到的。时间是公元1972年的深秋。我上班的这家小造纸厂，是共和国1960年代未1970年代初大搞战备、搞小三线时的产物。工厂厂址就设在岛中通什市阿陀岭南麓的一个山沟里。

和我同校、同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中，有将近二十个人也分进了这家工厂。但他们都已经在一个星期之前，被厂里派来的大卡车集体接走了。我是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耽误了；人太瘦，身高1米76，体重却只有九十斤多一点，发育成一副豆芽菜似的身板，又患有季节性哮喘病。

在毕业生招工体检时，一个略矮、略胖、表情冷漠的厂医，用他那双肤色白晰、细嫩的手的手指，随意地在我前胸那副凸出来的、琴键一般的肋骨条上叩击，再用听诊器听心音、肺音。他在做这件事时候，脸上显现出一丝不以为然的表情，就像质量检查员对待次品的态度。经过了一番折腾，他摇着头只说了一句，“唉，你这体质啊……”然后，就在我体检表的健康状况一栏中，用龙飞凤舞的手书，填上了“偏差”两个字。这情况，实在是令厂方的招工代表踟蹰，同时，也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最后是知青办一位管知青分配、性格直率泼辣的老大姐仗义执言，出面代我和厂方交涉。大姐的说辞是：按照今年州出台的毕业生分配政策，他是家里的老大，不用上山下乡，属于留城分配的一拨。如果这个单位不想要，那个单位也不想要，那你叫我们怎么办呢？同志哥，招工分配这种事，就好比你上街去买猪肉，人家总是要给你搭点秤头的嘛。你们单位把好的给挑走了，那么，差的留给谁？既然是分配，总是要好赖搭配，才叫公平吧！

让这位大姐这么一说，我居然成了买猪肉时被搭秤的“猪下水”之类。总之，听了这个可爱的老大姐的一套说辞，招工代表在一番犹豫之后，态度也松动了，说，好吧！那我们就让再考虑。而在一傍看着这一幕的我，都不知是要感激的好呢，还是要愤怒的好？不过，她的说辞确实让厂方代表动了侧隐之心，最后勉强同意收下我。

    厂方虽然同意收下我，但也没有因此给我什么特殊照顾。他们把我跟其他健康的青工一样看待，安排到了一个正在筹建的烧碱车间去当操作工人。这个新组建的车间，是属于造纸厂的一个补助性车间，其工作机理是——用直流电在电解槽中电解食盐水，生产烧碱及其漂白液。其生产流程中的副产品氯气有剧毒，对人体，特别是对人的呼吸道有剧烈的剌激作用，对周围环境也有污染。很显然，这种岗位并不适合我这样肺功能较弱的人。只是那时的我是无知无畏、自尊心又强，并不十分介意。

    我去的头一年，车间厂房还处在土建阶段。新车间的一干人马，天天被分派去打杂：挖土方、采石头、修路以及给造纸车间搬运稻草、芒杆、竹子等等原材料。直到第二年年底，厂房终于盖好了。接下来，新车间的人员全部进入到制作设备、安装设备的状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容四眼被派过来了。

四眼的身份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是技术员，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据说，在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校的两派搞武斗、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折腾得不亦乐乎，他的学问只作了个七七八八。但是在走出校门之后、被社会作身份界定时，只管学历不管学问，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属性，也没因为学问作得不到十足而给予变通。这颇有一点不公平。

四眼学的是制糖专业，岛内本来是有许多家制糖厂可以去的，但不知道自治州工业局的领导为何要阴差阳错地把他分到造纸厂里来。那时，有一件轶事很能说明当时那个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老革命、工业局局长大人的水平：我们厂里有一台大马达因过载烧坏报废。工厂厂长于是请示局长大人，请其准许买一台新的更换。而我们的局长大人在听了汇报之后，居然大发脾气，训斥厂长，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嘛？电话里明明说是马达马达，可打来的报告，又变成了电动机！一会儿马达，一会儿电动机？你们到底是要买马达还是要买电动机嘛？

唉，我们的社会既然是由这一类文化程度不高，连马达就是电动机的俗称都搞不懂的大老粗在执掌着革命的政权，你又怎么指望他们能把像四眼这样的一颗颗革命的“锣丝钉”拧对地方呢？

    四眼的大名叫容益清，是广东宝安县一带人，典型的广东人的脸型，高颧骨、下巴尖、嘴唇有些翻，眼镜片后是一双有神又专注的小眼睛。一起洗澡时，看他上身像个倒三角，肩宽但胸薄，又长着一个蜂腰，就总觉得那腰细得不成样子。青工们都管叫他容四眼或四眼狗。那不敬，无非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截着一副黑边眼镜。这么称呼他，也是表现出一种对另类的歧视和排斥。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人调教得很坏。时风时尚就是那样。

    四眼原先是在厂里的抄纸车间当助理技术员，因我们车间缺少技术人员，厂里就把他给调了过来。他人过来了，四眼这外号也就跟着带了过来。我们这伙人对这个外号的贡献，是特别加了一个“儿”字的发音。也没什么特别的典故，不过是那时上面派来了一个“斗批改”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北京姑娘，说话时京腔京调，带儿化音。满厂的青工都觉得那语音发的特别新鲜、悦耳，于是，就有不少人跟着她，学卷着舌头说话，故意带出点儿化音。一时间颇为时尚。一班年轻人有事没事，舌头一卷，凡词后就给加个“儿”。自然，四眼就被叫成了“四眼儿”。在加了这个“儿”之后，听起来轻蔑的意思似乎就更加明显了。当然，发这个音的人，有的人能发得好，听起来还蛮像回事； 发得不好的，就像是叫人扼住了咽喉，像要断气似的，从喉咙里滚出的一个气泡音，叫人听着骇然。

    不管这个社会如何贬损知识分子，四眼总是那一副温文尔雅的风度，那自然是多年文化教化、浸淫的结果。四眼对工作十分认真，但制碱对学制糖专业的他来说，毕竟是半路出家，颇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上班下班时常见他携带着一本《氯碱工业》的书，有空就时不时地翻看一下。车间里的人便笑说，四眼这是临阵磨枪。学的功夫不到家。幸好制碱本是极简单的基础工业项目，我们在中学上化学课时，曾经作过类似的试验，知道在食盐水里通上直流电，就能产生氢气、氯气和烧碱。

    四眼刚刚过来时，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他负责全车间的各种管线的安装以及漂白液工段吸氯设备的制做。在成立管道组和挑选人员的时候，他把一些壮实的、看得顺眼的男青工都选进了他的设备安装组和管道组。他没有选我。于是，我就只能和一些女性青工以及一些没什么文化的老工人，混编在一个组里，干一点零星打杂、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这让我有点不服气，有点悲哀，也让我总有一种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小聪明、要让四眼另眼相看的欲望。

    偶然的一次，四眼把一张密如蛛网的管道走向分布图摆在地上，指挥我们一帮打杂的工人挖掘埋管道的沟。我也凑近了仔细地看那张图，居然发现了他在实地标出的管线走向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于是，我提醒他说，这条线好象是液碱管道的架空走线。不是水管走线。你要是瞎指挥，挖错了我们可不返工哦！

    四眼用带点轻蔑的眼神打量我，说，你懂不懂看图啊？

    四眼的态度让我十分恼火，我说，在学校时我们就学过简单的三视图，这种平面图，比三视图还要简单。不信，你把眼镜片擦亮点再仔细看看！

    听我说得那么自信，四眼马上低头仔细看图。再抬起头看我时，镜片后那眼神已经变得非常和善。他简单地吩咐众人先停挖，说要再对照其它图纸。当然，也没当众说我是对是错，只是收起了图纸匆忙走掉。我也看得出来，他出于自尊，自然是不会在众人面前承认是我说对了。虽是如此，他倒也没有埋没我。隔一日，四眼就跟车间主任交涉，把我从打杂组调到管道设备安装组，让我当了个小头目，分管四个人，任务是负责车间的自来水管系统的安装。于是，我就有机会总是跟着四眼在一块干活。

    四眼对管道安装要求是要平直美观，大弯头切割不许使用45度角对切直角连接，说是那样水流阻力大，要用正弦曲线模纸，将管料分切成四截然后拼起来焊接，拼接后弧弯要求正好九十度。我们的工作稍有点差错，他就让我们返工。因此，安装的进度很慢，这让我们颇不耐烦。不过，这慢吞吞的劲儿，似乎也是四眼他人的秉性，就连平时吃饭，也是那副劲头。我们工厂里的食堂非常简陋，没有饭桌、板凳，吃饭时，众人都是一人一只大饭碗，打了饭菜，端着蹲在集体宿舍前的树荫下吃。四眼吃饭时就像是在数饭粒似的，几粒几粒往嘴里扒，扒两下，又要仔细把谷粒、砂子、老菜梗、骨头捡到碗的一边。也不像别人随手给扔了。一顿饭下来，似乎要验证一碗饭里面，能捡出多少谷粒、砂粒。总之，他那吃法、吃相，颇让人非议。都一至认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吃法。就凭这个吃相，就应该让他多接受几年工人阶级再教育。   

不过，我们在跟了四眼之后，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安装技巧、用料计算、走线焊接等等。只是四眼毕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返工、浪费的事情出得太多，不必要的讲究也太多，这些，总不能让我们佩服他。四眼在制作设备时，还常常头脑发热，乱指挥，甚至独出心裁，自己设计了一台石灰机械筛。但那机器设计得不切合实际；用了一大堆材料、人力，造好之后就一直像废铁样搁着。或因此，四眼在政治学习时，总会十分闵诚、十分感慨地说，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啊！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很愚蠢的。要是不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就永远一事无成！

要嘛，就是大谈学习老人家那段“别看工人农民他们脚下有牛屎……”的语录的心得，接下来，就是一番要认真改造一类的套话。几个老三届的青工，每回在听了四眼这种十分虔诚、“极左”的套话后，都显得颇不以为然，私下会笑说，我们车间里就属阿刘最卑贱，可怎么不见他找到老婆？

    阿刘是我们车间里的一个老光棍汉，憨态十足，也傻得可爱。只有四眼平时会恭敬地称他“刘师傅”。那样子，似乎真的打算要虚心接受他的再教育了。

    四眼的一个特点是太“左”，另一个特点就是吝啬，这也常常成为车间里工人的议论他时的话题。

    就在水系统管道组的水管安装结束，将转入蒸气管道安装时，因为工作进度提前，四眼受到了厂部领导的口头表扬。看他那副得宠若惊的样子，就知道他把这口头表扬很当一回事。这天，他破天荒地提议，让我们管道组的成员全部集中到他的宿舍里聚餐。我们都知道，四眼床头柜里有许多秘不示人的、好吃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听说过四眼的吝啬。和他同宿舍的人甚至开玩笑说他“干屎”（吝啬），三拳打不掉一分钱的。但我们想，他既然有心请我们了，肯定会拿出一点好东西共享。那年头，革命革得举国上下都有点疯疯巅巅了。农村里，你养超过三只鸡，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尾巴割到物质极度匮乏，可吃的东西极少。四眼是宝安县人氏，有亲戚在隔岸的香港，能时不时能从境外带一点食品过来。故他总有一点食品储备。只是他不像一般工人那么爽快，有好东西总是藏着掖着，避开众人，独自享用。

    得了四眼之邀，我们也不想一毛不拔，只沾他的光。小组里的几个青工凑钱买了两听沙丁鱼罐头，打了饭菜到四眼的宿舍去聚餐。我们进去时，见到四眼已经把小铝锅架在煤油炉上，咕嘟咕嘟地烧着，宿舍里弥散着一股诱人的腊肉香味。众人都眼巴巴地盯着那口小铝锅。可等到四眼揭开锅盖时，都大吃了一惊：那锅里，仅仅是用水蒸了三根小指头般粗细、七八公分长的腊肠。一干人看着都纳闷了：这几根可爱的小东西，四眼将会如何分配呢？就在我们把疑惑的眼神投向四眼时，他那脸上，却已经分明地呈现出极尽忍疼割舍的表情。稍候，他胸有成竹地拿出一把小刀，抹净了，小心地把每一根腊肠均等切地成两截，每个聚餐者分到三四公分长的一小截腊肠。之后，四眼在他的饭面上小心地抹净小刀上沾的油。意犹末尽，他又犹豫了片刻，这才从床头柜里拖出一大听马来西亚产的纯正花生油。用他平常吃饭的匙羹，在油罐口上小心地接油，依次给每一个聚餐的人，分一匙羹花生油。四眼呈极是珍惜状，把一匙羹花生油仔细地、均匀地沥在每一个人的菜面上的。他那神情，总让我情不自禁想到了我那在乡下的外婆。她总是一副惜物的样子。每当我们带一点糖果饼干一类食物回乡送她，一帮亲戚或邻里的孩子就会眼瞪瞪地围着看，她便拿出几块饼干，掰成指头大的小块，给每个孩子分上一小块，或给每人分一粒糖，并轰着孩子们说，“多了，多了！”

　　我们背着四眼，相互交换了一个轻蔑的眼神，然后有人耍把戏似的把那截子腊肠抛到空中，用嘴巴接住，三嚼两嚼咽下。这举动，含蓄地向四眼表示出一种轻蔑。接着，轮到我们把沙丁鱼罐头亮出来，一个人找来一把菜刀要将罐头砍开。四眼说，不要用刀，我这里有工具能开。说着，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把精巧、新颖的进口开罐头工具。他用工具的切割轮卡住罐头盒的边沿，一旋一进，鱼罐头的铁皮盒子就被圆刀片整整齐齐地切开了，那开启后的罐头盒子，日后还可以用来装肥皂之类的容器。

    见识了四眼的啬吝，我们都有点看不起他了。平时在一起干活，室内装管道什么的，觉得沉闷，便会闲扯些各种各样的话题，打发沉闷的时间。我有时扯着扯着，就会故意跟四眼抬杠。

似乎是受了当年大鸣、大放、大辨论的熏陶，文革那些年，人人几乎都成了理论家、哲学家，个个能言善辩。当年我在学校时，就有了个“腭师”的绰号。我的班主任给我批的四个字是：包打天下。

四眼先是不把我看成论辩的对手。对于我们受教育程度不如他的人，他骨子里有一股子傲气，认为我们知识不在一个层面，但几回交手下来，就知道，在耍嘴皮子这件事上，我可不是庸常之辈。他也不得不把我当成对手了。年轻人多有争强好胜的秉性。就像那些爱下棋、爱打球的人，喜欢在这种有胜负的游戏中寻找刺激、寻找乐趣一样。四眼也年青，也一样好胜。而每一次和四眼论辩，我都因为口齿伶利，颇占上风。既便是甚甚打成平手，车间里的那些学徒工们也会起哄，笑说，四眼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赢不了一个高中生。然后就是用“你算什么嘛？不就是个臭老九！”这句话作结！车间里的几个同届的女青工也很喜欢听我们辩论，那情形，就像看一场球赛一样。而一但在人多的场合，我们就会更加亢奋，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

    四眼总是会选择一种最安全、最流行的左派观点，而且往往是一副卫道士的样子。这就更我不服。凭他一个“老九”，论起来我们的身份要比他更革命，还远远轮不到他动不动要捍卫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否出于对禁锢时期压力的屈服，或真的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改造得差不多了。现在想来，其实是一种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

    而那个时候的我，年轻、好胜心强。接触了一些非常讲实际的工人，以及受到一个总有骇世惊俗言论的“右派”的影响，便常有些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异端邪说的言论和思想。这使我在厂子里极惹人注目，以至于我的父母亲常常为我担心，他们老是说我，你这张嘴啊，不知什么时候要惹出祸的！

    一回，有设备组的人过来请求我们支援几个人，过去帮助搬运一件笨重的大器件。我们便开玩笑说：我们干的是技术活，不是你们杂勤组的人可以随便使唤的。

    四眼一听就认真了，任何工作都有技术。你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一看有了斗嘴的机会，我就嘲弄他说，放个屁也有技术吗？荒谬至极！四眼平和地盯着我，问我，那你说什么没有技术？我诘问他，扫地、挖沟、挑柴、担水又有什么技术可言？

四眼把眼睛瞪得溜圆，说，哈哈，扫地没技术？你去扫飞机场试试看，那么大一个飞机场，你要是不懂得看风向，你能扫得快、扫得干净吗？我挖苦说，你当然很懂看风向！懂看政治风向！

众人一傍听着都笑了。我又说，其实，那顺风扫最多也就是一点技巧罢了！

四眼说，那你就说说看，技巧和技术有什么不同？我说，照我看，技巧比较简单，讲一下，练一练就能懂。技术是一种比较系统的东西，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当然技巧是比较低级的，技术是比较高级的。

    四眼狡猾地笑了笑，说，照你这么说来，是要把劳动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了？我说，当然是可以分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的称谓？有高级的，自然就对应有中级和低级的了。

    四眼马上摆出一副批判的架势，说，那可是文化革命前修正主义三名三高的那一套喔。四眼看着和我斗嘴占不了上风，似乎想求助“帽子”了。

    我说，四眼儿，你说说，要是都有技术了，那还要你们这些技术员干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指挥我们？这时，我的支持者们也从斜里插一杠子，为什么我们叫学徒工，而要管你叫技术员？一问问得四眼语塞。

    “荒谬绝伦！”我不失时机地总结一句。车间里的几个在场的女青工，一见到我占了上风，也都嘻嘻地抿着嘴在笑，这情形让四眼有点儿狼狈。

     我马上以胜利者的恣态，轻拍着四眼的肩膀，挖苦他，我说四眼儿，要是说比赛论辩，您就不是对手了。别看您戴副眼镜，还受过高等教育。

    四眼虽然气得脸色有点苍白，但总算有函养，没有失却文质彬彬的神态，只是喟叹，说，你这资产阶级思想啊——你这思想迟早是要被批判，迟早是要吃亏的。

    与四眼这类论辨几乎持继了整个管道安装期间。那论辩，实际上也成了我们打发单调的工作的一种游戏。一番唇枪舌战，把对手驳得无以应对，于是，满足你的虚荣心、好胜心。这在我看来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当年，我在学校时就曾经有过一个“腭师”的绰号。此后，这个绰号还传到了厂里。我甚至从文化革命的大辨论的实战中，总结出了如何在论辩中占据上风的若干心得。譬如，对不能或不愿与之认真论理的对手，你可施之予诡辩术应付。那诡辩术常用的有三种：一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只要对方有一点点、甚至与主题无关的纰漏，你就抛开主题全力攻击。其二是，把对方的论点推向极端或加以歪曲之后，再加以批驳。其三是，说上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让对方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然后乘其迟疑之际，马上逮住机会，连珠炮般发问，然后宣布胜利，并以胜利者的恣态扬长而去。得以上三法，在生活的小圈子里，我还似乎有点所向无敌了。但我作梦也没想到的是，我这个“腭师”，竟以栽在四眼的手下而告终。  

    那个时代讲政治挂帅，每个星期都要有若干次政治学习、讨论。一回，学的是老人家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便有人提了一个“关于一分为二”的论题，并且讨论了一番。下午上班就有一个退伍兵不解地请教四眼：这一分为二一直往下分，会分出个什么结果？又有个人跟着傻傻地问，一粒米，要是分上一万次会是怎么样子？

四眼就答，那就是分子、粒子、质子、中子、原子了。又被问道，那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分了？四眼说，也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乱分的。四眼显得颇为权威。

    又来了一个论辩的由头。我当然不能错过，并且要持一个与他相悖的论点。我亢奋了。我接过话茬，说，毛主席都说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逻辑上说，这就是指凡事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四眼于是也亢奋了，马上盯着我质问：那么——对敌人也可以一分为二吗？我说，绝对可以！四眼说，对美帝国主义也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毛主席都说了，美帝国主义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这不就是一分为二了？四眼说，那是一个集团，对一个人就不能一分为二！我说，当然也可以！

    四眼说，那么你说说，对蒋介石可不可以一分为二呢？四眼在说这话时，那镜片后面闪烁着两个狡黠的光点，嘴角上则挂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因为亢奋和自信，使我没能马上意识到，这是四眼设下的一个巧妙的陷井！我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我所知道的哲学上的关于对立统一的概念中。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必须要与他的论点相悖，并且要压到他。于是不加思索，说，当然可以！

    什么？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四眼兴奋得眼睛里射出了精光，五官也作着夸张的惊讶，完全失却了平日那里副温文而雅的样子。他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不知道是他要给我一个自我否定的机会，亦或是要让车间里更多的人听见。

    但我毕竟不可挽回地再做了一次肯定的回答：完全可以！

    于是，四眼开始像猎人对付掉进陷井里的猎物一样，马上收紧套网，给予猎物致命的一击。他说，对蒋介石是不能一分为二的。蒋介石屠杀人民，他的历史，全部全部都是罪恶。你说说看，他有什么成绩？

    我知道我的论点是被四眼故意歧解了，并且是被往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上推，待我还要分辩之时，厂子里几个过来协助我们车间设备安装的退伍兵，已经从斜里杀出。他们一个个俨然在捍卫神圣的真理，他们正义凛然、连珠炮般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对蒋介石一分为二？对蒋介石一分为二就是反动的！

    我这才醒悟，我是掉下四眼巧妙设下的政治逻辑陷井之中。

    那种年月，人们对哲学和哲学概念往往是作一种侠义、片面的理解。比如，说一分为二，那无异是说要分成绩的一面与缺点的一面。而你如果是用此释义去诠释上述的话，在文化革命那种特殊的语境中，你还真有点说不清楚了。

    四眼乘着论辩的间歇，不无得意地说一句，你这思想啊——我早就说过，是要被批判的！他那一副神情，带点猫哭老鼠式的怜悯。然后撒出战斗，到厂部办他的事去了。

    我仍不识时务地据理力争，但越争辨的结果越糟，已经铸成大错，而且你跟那几个头脑简单的退伍兵是无法说得清楚这些哲学概念的。他们很快就把“腭师”说，要给蒋介石一分为二的信息带到了厂里。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种隐隐的恐惧的感觉，这是一种不详之兆。

    没多久，厂子里又开批判会了，厂党支部书记在会上屈指点数了厂内若干阶级斗争的动向，然后正色说道，最近一段日子，厂里还有这么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的人竟然敢说要对蒋介石一分为二。蒋介石何许人也？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这种反动言论，虽然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口，我这里暂时不点他的名字。但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各车间开小组会时，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大会上头头虽说没有点我的名，但工厂里的人几乎都知道是我惹的祸，是我发表了所谓的反动言论。在那种充满着萧杀的氛围中，有一种恐怖感紧紧攥住我的心，让我后脊背在发凉。当然，如果离开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那种氛围，人们就很难理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恐怖感。现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那真是一个人人自危的、荒唐的年月。事实上，我更多的还是担心我的家庭、担心我的父母亲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并深刻体会到“祸从口出”这句古训的千真万确。

    会后，我神情怏怏地离开会场，小组里就有工友拍着我肩膀说，喂，腭师，看你脸色够白的，怕了吧？路上遇到四眼时，他大概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个结局。再看我时，他眼里还带出一点怜悯，仿佛是看着掉在陷井里的猎物。到了分车间开会讨论时，四眼发言，说话语气显得颇为诚恳，他批评我，说我的认识有问题，世界观有问题，必须好好接受教训，改造思想，向老工人学习。他的发言口吻，完全是居高临下的。似乎是在为我们以往的论辩，作了一个完美的总结。他当然是胜利者。我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因为挂着沉甸甸的担忧，心恢意冷。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跟四眼辩论了。

    我被这种恐惧感困扰了许多时日，夜里常常会作恶梦，惊醒之后总是觉得有一种后怕。可有时我又会想，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我不过是说出了真理，免不了自我安慰一番：不过是一种观点，总不至于因此把我打成阶级敌人抓起来吧？

    那种时代，但凡遇到开会，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因为，在那种红色恐怖的年代，你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会场的主持人忽然板起面孔，声色俱厉，大声喝道：反革命分子（或反党分子）某某某站起来！而这个某某某，在被揪到台上批斗之前，尚且不自知，正若无其事地与周围的人嘻笑闲谈。一经被宣布，就像一瞬间被高压电击中似的落魄失魂。老人家就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想，那恐怕只是说出了一种局部真理，或者说出了强者的真理。这其乐无穷，按我的揣想，老人家指的可能是那种有权力、能主宰别人、折磨别人、能宣布别人为反革命的强者。按说，那确实颇有乐趣：看着一个好端端的、神情自若的家伙，被自已一句话给击中，立即变得惊恐万状、丢魂落魄，那是极富有戏剧效果的。这还会使人产生一种类似于用枪弹、把鸟击落那一瞬间的快感。不过，对于被宣布的人，对于弱者，其乐，就末必会有了。在惧怕和恐怖的双重压迫之下，愁都愁不过来，又何乐可言？如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看，说这种话，至少是不厚道的！

    许多年之后，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场北京大学队与香港大学队之间的电视辩论赛。当时，我正好在湖北武汉武昌区东湖畔的一所大学进修新闻专业，这时离那个禁锢的时代已过了将近10年。此时的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边的那具水晶棺里，不能再挥手指方向，不能再发最高指示，不能再控制我们的思想，不能再操心他的子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我心中那种对辩论的恐惧感，也开始被时间抚平了。我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辨论赛的全过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辨手们唇枪舌剑、雄辩滔滔的精彩表现，让我看了非常的兴奋。而按照比赛规则，辨论分正方反方。论点是抽签选择的。辨手要根据论点自已组织论据，并对自己的论点加以论证，对反方的论点进行反驳。辨论设有组裁判，发言限时。一切都显示出一个文明社会良好的、自由的气氛。

    这一代年青人的生存环境，让我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好生羡慕也好生嫉妒。他们这代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开明、宽松，在这种氛围中探索真理，或者只是出于一种嗜好，想要操练一下口才，都有很多的机会，也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只是他们这一代人，不曾经历过或感受过那个禁锢的时代，所以末必能深刻体会到那动则得绺，到处是禁区，到处是忌讳的红色恐怖的感觉。那种时代，为真理而雄辩带来的绝不会是奖牌、奖金，而只能是受重重惩罚，只能是厄运。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能够呼吸到一点点自由的空气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是身处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了。我们的社会在民主、自由方面，确实还需要再往前走，但单从话语禁区日渐减少这一点而论，时代确实是大大地进步了。

    时间似乎也要顽强地证明一种轮回的玄理似的，到了1976年，也轮到四眼裁了一回。

那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之后，社会上纷纷流传关于“总理遗言”的小道消息。四眼从宝安探亲回来，自然也带回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没多久，就有工作队进驻工厂，追查起“总理遗言”。这本来是满世界都在传的事，天才晓得是谁在听谁说的。只是工闲时众人在议论政治话题时说到了四眼，都说他这个人喜欢发“极左”高论；说他做事太刻板，生产时车间的室内本来是氯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操作工出到外面的工棚值班也行。可四眼偏偏要以技术员的身份，强制工人一定要在室内值班。结果没出一年，车间里几乎人人都有了职业病，或是喉炎或鼻炎或结膜炎。

再有，是车间在试机准备投产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在操作上出了一点小差错，把吸附槽里把水放得多了一点。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再兑一点浓碱液，稍调整一下吸附液的浓度比例也就行了。可四眼似乎是出于要邀功的动机还是别的什么动机，马上去厂部，夸大其辞汇报说，谁谁把吸附液弄坏了，将影响车间向国庆献礼云云。厂部的党支部书记对制碱工艺是个外行，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究竟到何种程度，一听说会影响向国庆献礼，就急了。震怒之下，他指示车间的头，一定要给这个青工延长学徒期的处分。众人把四眼以往所做的这些事情凑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该治一治他了。一报还一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也偿偿“极左”的滋味。于是，就有人跑去告发，说是四眼传播谣言。

    四眼很快就被工作组的人找去谈了话。也不知人家问了些他什么，他坦白了些什么。只见他从厂部回来的时候，脸色是白煞白煞的，神情也变得十分呆滞，以后便一直在惶惶不安中过日子。那自然是极其难熬的。只几天功夫，我们就见四眼人瘦得几乎脱了形。我想，他的那份对政治的恐惧，末必比我落入他的陷井时逊色。他的身份毕竟是所谓的“臭老九”。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要比我们这些小工人大得多。车间里一干人都兴灾乐祸，笑着说，容四眼儿这回可真要吓得屙白屎了。

    1977年年初，我因为职业病的原因，已经不适宜在烧碱车间工作，而在工厂里，我又没法调换工种。于是，我通过我的一个父亲担任自治州政法委员会书记的同学的帮助，从岛中调到了岛南三亚，换了一个职业——在城市的港口当一名警察。这一年的年底，我听说四眼也通过关系，调回了他的家乡——广东省的宝安县。

    1990年的中秋节，原车间里一个叫余绍强的工友过来看我。此时，他也调到了岛南三亚，在自治州驻三亚的一家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公司派其长驻深圳。他说，他曾经在深圳见到过四眼。今非昔比，四眼已经是一家国有公司的业务总经理。据他说，现在的四眼极有派头，出入有专车。他们公司因有一笔出口贸易的业务，要求四眼的公司协助办理，所以他跟四眼的公司打过交道，还付给过四眼回扣。四眼他人现在极其精明，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模样。交易之前，四眼就说可以撇开公司自已给找个代理商，并提醒余工友要“识作”。我那工友说，想起四眼从前那副很革命的样子，真让人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感觉。我想：人嘛，也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能独立思考的人并不多，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中国人独立思考的基因，就已经被阉割得差不多了。

　　余工友还说，他在四眼办公室与四眼聊过几回。那间办公室自然是十分豪华，空调、地毯，大班台后是一张棕色皮革高背椅。出入四眼办公室的一个女秘书，在与其说话时眉来眼去，神态亲呢得有些可疑。我那工友本来就是个大大冽冽之粗人，望着这个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尤物走出去后，就喟叹着对四眼说：你这秘书还真够妖的，屁股和两个波也长得够性感。他问四眼，是不是你的“蜜”？干过没有？四眼是笑而不答。他说，四眼这家伙还是那么吝啬，每次去，都只是叫秘书给他用一次性纸杯倒一杯白水。办公室里就有冰箱，有各种饮料，但四眼似乎还是从前那副德性。看样子，这家伙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还是改不了这鸟样。对于谈故人故地，四眼已经不感兴趣，显出一份庸倦。我那工友跟他，也只是谈谈生意上的事。又据说，四眼所在的那家公司其实是一家国企中转贸易公司，估计他那些个半路出家的造碱技术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有时候在想：时间会冲淡往事，时间已经让我们学会了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往事，看待我们年青时的青涩、幼稚，以及看待那个荒唐的文化革命时代。但我不知道，四眼在悠哉悠哉过日子的闲隙，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偶尔会想起他在海南岛腹地那个小厂的一些往事？是否会想起山区小厂那些清苦的日子，以及是否会想起那个当年常常和他论辩，并曾经栽在的他手下的、瘦骨伶仃的“腭师”？

　　（“腭师”注，海南方言中，指口齿伶利，喜欢争辨的人。）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