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医院

原标题《父亲》

我是永城，在北京写小说

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生病。大概是母亲离开后，我第一次生病吧。

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医院。那是一个清凉的早晨，龙潭湖的柳树刚刚抽出些嫩绿的枝。自行车在铁路路基旁的小径上颠簸。那路基很高很陡，高过了头，有火车飞驰而过，仿佛紧贴着头顶，铺天盖地，震耳欲聋。

风大起来，带着些沙石。早春的风，冰冷刺骨。我用滚烫的额抵住父亲的背，把脸藏在他的棉衣里。那棉衣柔软厚实，藏在里面，头顶上轰鸣的列车还有夹带着沙石的风，便似乎都离远了，不太要紧了。

父亲把车直接推进医院的职工停车处。医院门外有为病人准备的停车场，但那是要收费的。父亲尝试着同看守车棚的老人寒暄。老人起初一脸警惕，父亲说他在卫生局工作，老人绷紧的面孔舒缓了些。团团的白气从父亲口中滚出来，扩大着，然后就消散了。两条青色的鼻涕，从鼻孔一直拖到唇际。我觉得，这是多么有趣呀，原来父亲也会像我一样拖着鼻涕。

医院里永远充满来苏水的刺鼻气味。我特别害怕这股味道，每次闻到它，我便联想到打针。我不怕吃药，却害怕打针。冰凉的棉签儿在屁股上画着圈子，一圈一圈，令人恐惧万分，浑身肌肉都绷紧了，准备着准备着，针头果真扎了进来，未必很疼，但心里还是会猛地一颤，眼泪立刻就要往下落了。

父亲原本是医生，后来做了老师。他的医术或许比给我看病的大夫还高超些，因为大夫不住地问父亲：老师您看呢？开什么药呢？我的生杀大权，其实是掌握在父亲手里的。

令我恐惧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

我依偎着父亲坐在注射室门口的长凳上。初春时节，医院里的病人似乎格外地多。等待注射的队伍排得很长。除我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孩子，都木讷而沉默，好像任人宰割的羔羊。我却不停纠缠父亲，试图说服他不打针。我说我可以吃药，多苦的药我都不怕。就是不要给我打针。我没哭，但做出了强忍泪水的样子，尽管我内心丝毫没有要哭的念头。

父亲看着我，眼神愈发地纠结，我于是纠缠得更卖力，绝对算得上是无理取闹了。父亲却皱起眉，似乎真的在思考打针和吃药的取舍，那青色的鼻涕，在不知不觉中又淌了下来，越拖越长。

又过了一阵子，父亲自言自语：吃红霉素吧，不过可能会刺激胃的。

我立刻说不怕！我很勇敢的！不怕肚子疼！

父亲笑起来，纠结的眉也在瞬间舒展开了。他定是看穿了我，可还是抱起我，向医院外面大步走去。

父亲从来就是没有原则的人。他惯坏了我，使我长大以后辜负了他。

2

高考过后的那个夏天，对一个首次在暗恋中失败的孩子而言，简直是一辈子里最空虚的夏天。似乎世界上再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了。多年之后，当我遇到一些这样的少年，把一厢情愿的痴情当作人生唯一的意义，我总是斥责他们的愚蠢和自私，不带一丝的怜悯。那时我常常故意忘记，其实自己也曾和他们一样。

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窗外很昏暗。想必北京的污染那时就很严重，白天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云，整座城市仿佛永远都被混浊的雾气包裹。父亲躺在床上看报纸，我缩在他床头的沙发里，望着房顶那些唐山地震时留下的裂缝发呆。不知不觉中，我那自私的烦闷，突然膨胀得不可收拾了。终于，我对父亲说，我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如果立刻就死去的话，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父亲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他，没有人会喜欢我。

他大笑。他说这没什么，你还太小，不懂得喜欢这件事。

大学一年级，我有了女朋友。父亲万分喜悦，催着我把女友带回家。然后非常热情地接待，态度甚至有些卑微，完全没有家长的威严。我突然想起一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随即意识到，我当时的那一点点浅薄的痛苦，已经深深刻在父亲心里了。尽管后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那一阵子，我突然特别恋家，盼望周末的来临。父亲总是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我喜欢父亲做的四喜丸子和红烧肉，今天想起来，那仍旧是绝世的佳肴。

吃完饭，我们一起看电视，直到深夜。其实真正的观众只有我，父亲早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睡着了。有时他边看电视边读报纸，此时那报纸便盖在他胸前，他有节奏地吹气，那报纸的一角就跟着颤动，老花镜后面闭住的双眼，被放大得有些不真实。

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会一同去公园散步，有时是天坛，有时是陶然亭。父亲总带上相机，他喜欢拍照，我却很反对这费时费力费表情的活动。我若不迁就他，他的相机便总是派不上用场。可他还是一直带着，默默等待着我施舍给他几秒钟时间，和一个笑脸。他偶尔不经意地说起我小的时候，说我那时是多么地喜欢照相。

星期天的夜晚，吃过晚饭，父亲总会亲自送我到公车站。等车的人很少，路上的车却很多。车灯成双成对，在眼前川流不息。远处林立的楼房，由于缺乏灯光，高大得有些诡秘。那些斑驳的灯光后面，是渗透着深红色的黑。那是北京夜晚特有的颜色。

车虽然多，我要乘坐的公车却步履姗姗。车上很空，不难找到座位。隔着玻璃窗，父亲仍在视野里，好像故意变得行动迟缓。

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渐渐融进那一片斑驳的灯影中。

3

大学二年级的冬天，特别地冷。

下雪了，整个清华园被漂得雪白。大家集体逃课，围着宿舍楼打雪仗。勇武的男生，索性端了整脸盆的雪守在阳台上，专等有女生从楼下经过。聪明的女生夺路而逃，不太聪明的——也许是有性格的——银装素裹地站在原地怒目瞪着楼上，结果招来更多的雪球，最终还是逃了，不过损失却格外惨重。

我正和隔壁宿舍厮杀得难舍难分，父亲却来了。他带来了大包的冬装。

我有些难堪。我不是小孩子了，同学们会怎么想呢？我面红耳赤地敷衍着父亲。

父亲看出了我的难处。他说要立刻赶回家去，边说边开怀地笑，嘴角还挂着些冰碴。从我家到学校，平时两个小时的车程，下雪的日子，恐怕要加倍了。

我忘了留他吃午饭。

我站在阳台上继续厮杀，父亲走出楼门口。臃肿的身影过了小桥，蹒跚着，在隔壁宿舍楼的拐角处消失，留下一串又深又大的脚印。

我突然注意到了那串脚印。赶下楼去，赶过小桥，隐约又看到那身影，正经过十食堂的大门。我奋力追上去，叫住他，叫他同我一起吃午饭。他回转过身，更加开怀地笑。他两腮正通红着，鼻子下面又拖着长长的清鼻涕。我小时候见过的。此刻，却没那么有趣了。

4

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也要出国。出国便有一片广阔的天空，任我自由地飞翔。

为了签证，我准备旷一整天的课。我提前一天赶回家，家距离大使馆更近一些。前一天晚上，我把闹钟设在五点。第二天一早，闹钟响起来，却已经是七点了。我怀着要谋杀闹钟全家的怒火，匆匆赶到大使馆门口，却见父亲正坐在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上。他告诉我：他拿到了最早的号，大使馆一开门，我马上就可以进去了，也许还赶得上下午的课。

我突然明白，闹钟是无辜的。

我从父亲手中接过小纸片。他的手冰凉而僵硬，好像凉台上冻僵的萝卜。他的眉毛上凝着霜，那眉毛原本就是花白的。他何时就等在这里了呢？我不敢想。

5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父亲来探望我。

他初来的时候，任何事情都觉得新鲜。每逢节假日，我便驾车带着他四处游荡。

父亲又问起我女朋友的问题，我说吹了。我喝了些啤酒，借着酒劲儿，为自己找了诸多借口。酒精有丰富表情的作用，我的表演很出色，就像小时候，在注射室门口。父亲沉默了一阵，然后钻进厨房。整整一周，他每天给我做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饭菜，却不如何同我交谈，他的兴趣仿佛都被世界日报吸引了。直到周末，我开车带他到海边，对着落日，他似乎犹豫了许久，终于提起我在国内曾经要好的同学来，其中也有漂亮的女生，还没结婚的。过了这么多年，父亲居然还能掌握她们的行踪，这让我很意外，并且感到莫名的紧张。我告诉他，我还不太想回国。父亲连忙讪讪地笑，说了好几遍：只要你开心，我就满意了。

他的声音那么小，也许是海的波涛过于汹涌了。我们坐在一截断木上，看一轮硕大的夕阳沉到云里。

我们原本期盼着看它落进海里，可天边却总是堆着些云。

没过多久，父亲开始觉得闷了。他经常告诉我，他的身体不舒服。他怀疑自己得了各种疾病。父亲原本就有些疑神疑鬼。也许，所有的医生年纪大了都会如此，此时的他越发地寂寞，这疑虑就越发严重起来。

我有些不耐烦了。我带他去看了几次病，医生似乎比我更加地敷衍。父亲很不满意，他开始认为美国不好，美国的医生也没水平。他更加频繁地抱怨，我于是更加不耐烦。我的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抬杠般的。

父亲依旧依顺着我。我发火，他便不再言语。

他仍旧给我煮我最爱吃的四喜丸子和红烧肉。摆满一大桌，他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回国去了。

我是不能深入机场的，只好把父亲托付给一个不认识的中国人。父亲脚步很犹豫，不停地回头。尽管如此，他还是紧跟着那个陌生人，生怕被丢下了似的。人家当然也并不如何耐心。父亲终于跟着他走远了。提着黑色的提包，退休老干部的样子，和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装饰，有一种奇特的反差。

机场大厅的地板明亮而光滑，我却有些迈不开脚步。我决定等到飞机起飞才离开，尽管我弄不清楚，那飞机到底在哪儿。我走出密闭的机场大厅，能听得到飞机起飞的轰鸣声。然而太多轰鸣声了，一阵接着一阵，我不知道哪一阵才属于我和我的父亲。

6

我回到家里，在书桌上发现了一个信封，那是父亲留下的。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摞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童年的我。那时的我笑得很夸张，非常二百五的样子，手里举着五分钱的牛奶冰棍儿，膝盖上还涂着紫药水儿。

有些照片上也有父亲，头发是漆黑的，脸上也很平坦，没有现在那许多纵横的沟壑。

7

父亲回国后不到半年，我开始热恋。我拥有了崭新的生活，美国毕竟是好的，这里的天空很宽阔，由得我安逸地飞翔。

父亲却突然写信来，他被诊断出了癌症。

我赶回国，帮助他联络做手术的医院。他比以前苍老了很多，也更加优柔寡断。

我满心焦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父亲却一直拿不定主意去住哪一家医院。越分析，就越发觉得，每家医院似乎都是一个陷阱，每个大夫似乎都是庸医。拖得久了，医院的病床也不是随时都有的，大夫们的态度也愈发冷淡。

我急了。为了父亲的手术，当然也为了我快要用光的年假。

我去住院处送红包，一百美元换来当天的床位。我高着声音替父亲做主，我替他收拾行装，立刻就要把他送进医院里。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身体微微蜷缩，一脸的犹豫，眼神里甚至有些委屈。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我们一起看电视时，他坐在这沙发里，捧着报纸打盹的样子。现在的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的。我狠着心，不由分说地把毛巾、牙膏和肥皂放进脸盆里。

父亲恳求我，在住院以前，能不能再去游览一次陶然亭公园。他使用孩子般的语气，如今他的头发几乎是全白的。

我点点头，他喜形于色。

他快步走进卧室里，转回来的时候手里握着那古老的相机。他用试探的目光望着我，有些忐忑。

我说带着吧，我也想照相。他快乐极了，我却一下子落下泪来。原来真的要落泪的时候，是不一定需要多少表情的。

陶然亭的柳树刚发芽。早春的季节，园子里仍旧是光秃秃的，只有那湖水散射出些许动人的光彩来。我们不停地照相。枯黄中带着点绿色的草地，刚发芽的柳树，有些动人却又有些寒冷的湖水，都用作了背景。

天很快就暗淡下来，起了风，仍旧带着冬天的凌厉。

我把父亲送进医院，他的病房里很温暖，但充满了来苏水的气味。病房里还有别的病人，四处悬挂着点滴瓶子，纷乱地纠缠着的管子，运输着食物、氧气、尿液，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父亲的眼神并不如何坦然。我知道，他愈发地恐惧了。

晚上九点，探视时间结束，我必须离开了。父亲终于又犹豫着开了口，他说他仍旧觉得这家医院不好，那将要为他动手术的医生经验不足。他恳求我为他换一家医院。

我知道他担心的是手术，而非这家医院。我果断地告诉他，据我的了解：这是动这种手术最拿手的医院，那医生也是最有经验的。

父亲仍旧恳求我，说也许可以不做手术。应该试试放疗或者化疗，或者中药治疗。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广告，似乎很灵。

我不耐烦起来，说：“你是医生，怎么会相信那些骗人的广告？既然来了，就在这里治。”我的声音有些高，周围的病人和家属都看向我。

父亲连忙说好，就在这里动手术。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似乎再无任何怀疑。

护士把我赶出病房，我却突然担心起来。这一晚，恐怕父亲是无法入眠的。

我走在街上。风更加大起来，已经完全是冬天的风了，没有丝毫春的气息。冰凉的颗粒落到我脸上，竟然下雪了。

满街的车灯，车灯后面是繁华的都市。多了很多霓虹，就添了不少色彩。但背景却仍旧是那渗透着些红色的黑。那是都市特有的颜色。

我又想起五岁那年，在医院注射室门外的事情来。那时，我祈求着父亲，就如同他刚才祈求着我。父亲抱着我，凝着眉苦苦思考。而我，却没有耐心，至少做出些在思考的模样来。

父亲什么事情都依顺了我，我却从不依顺他。我逃去很远的地方，寻找一片自由的天空。

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医院。我却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一眼医院。如果父亲能够原谅我的话……

我把医院甩在背后。我离它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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