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民贼》的第一卷《凉州词》中，作者设计了刘雄鸣这样一个人物。与主人公王忠一样，此人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刘雄鸣在推动历史进程方面上，并不能占有决定性的一席之地。此人的记载出自魏郎中鱼豢撰写的《魏略》。魏略乃是鱼氏私撰史书，可惜的是在唐代已散佚，仅存的章节编成了两个辑本，而任何一个的内容都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现在若想探知《魏略》对人对事的记载，去《三国志》裴松之的注本中可寻端倪。
本小说中的王忠与刘雄鸣二人很凑巧地均出现在《魏略》的卷七中，王在第一条，刘在第六条。虽说刘雄鸣并不如汉末三国的众多名将那般灿烂夺目，仿佛能将功绩勒在山石之上，但在鱼氏寥寥的记载中，却颇有令人称奇之处。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地方？接下来便从简短的文本中，尽可能地扫描出关于此人与当时历史背景的蛛丝马迹。
“刘雄鸣者，蓝田人也”。蓝田，现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在东汉中后期属于司隶校尉部的辖区。从文化层面说，是中华“始祖母”华胥氏的故里；从经济层面上说，“四大名玉”之一的蓝田玉原产于此。矿产资源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贵重金属与放射性金属与非金属。在汉末，铁矿与贵金属的金矿，以及非金属的岩石矿在蓝田成为主导的开采对象，成为了当地的产业支柱。铁，可以用来铸造兵器，属于军工资源；金，虽不作为货币使用（那时记载作为一种货币的“金”，实为黄铜），在五铢钱币值乱套的汉末三国时期，也只有它稳定了；石，包括蓝田玉，对于汉灵帝来说，是除了金之外的最爱，宫苑建筑可离不开它。
“少以采药射猎为事”，这便不难让人理解了。在境内，灞河、浐河和零河三条渭水系的河流经过。气候虽存在区域差异，但基本温和湿润。这样的地理因素，致使蓝田的土壤种类繁多，植被与动物资源都很丰富。“药”，有枸杞、皂角、苦楝、银杏、景天等不可胜数。“猎”，则可以捕到野猪、熊、山羊、獾、獐、野鸡等。除了采药与捕猎，也可通过水域抓到以鲤鱼为主的河鲜。这样丰沛的自然资源供给，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以上几种经济发展的模式。然而，土壤种类虽多，但土质肥沃的高产农田区域却只存在于河谷冲积阶地，占全境土地的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的皆是黄土台塬、黄土丘陵与秦岭山地，虽说在司隶校尉部，却还是有着凉州满目黄土的风貌。东汉建武元年（25年），此地曾出现大饥荒，以至于人吃人。很明显，一说到填饱肚子，农业的重要性便体现得一览无遗。土壤种类多不代表土壤肥沃，稀少的能种粮食的土地仍然是汉代蓝田人民心头的一块痛处。
“常居覆车山下”，得搞清楚“覆车山”在何处。据考证，大约在蓝田东南部。所谓“覆车”，顾名思义，交通事故，翻车了。什么车翻了呢？祭祀用的车。为什么来此处祭祀呢？这是传说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后来的玉皇大帝）约会的地方，因此上古部落与历代帝王都来此处拜祭。怪不得翻车能被载入史册，命名一座山。你想啊，现在某明星换个发型都能上头条，何况古代国家领导人山路飙车刮擦了呢？除了“覆车山”这名字，“玉山”也是一个称谓。根据两晋时期文学家、训诂学家和风水学者郭璞的说法，此山布满了玉石，故以此称呼。这样的记载也与蓝田盛产矿石这项事实相吻合。
“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参考蓝田的地形，南部为秦岭北麓延伸地带，东部为骊山南麓沟壑区，覆车山周围地形颇为崎岖。这般地形，若是一般人，堕入此间，早就不知身在何处了。然而刘雄鸣却能不分日夜，甚至“不畏浮云遮望眼”，在迷雾之内能够分得清方向，以至于人们觉得这云雾便是他布下的，不然怎么能不路盲？从这句话中，还能在地理方面解出另一层意思，即是上文讲过的，蓝田气候湿润，玉山附近水汽充足。但最重要的是，“时人”二字。时人，当时的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隆中对》，其中有一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又有《隋书·五行志上》：“时穆后母子淫僻，干预朝政，时人患之。”这些出处皆证明，“时人”二字是有一定范围的。若要让“时人”知道一件事，那非得有相对大的知名度。比如“满地摊文”公众号，稀稀拉拉的阅读量，没多少点赞，也没多少打赏，根本够不上为“时人”所知的格。
那么，怎样才能为“时人”所知呢？炒作是一门艺术。《三国志》中诸葛亮所谓“躬耕”，貌似一介农民，其实他来头不小，与荆州大族蔡氏有姻亲关系：丈人黄承彦娶了蔡氏大女儿，而荆州之主刘表则娶了蔡氏小女儿。诸葛亮本身的才华横溢，再加上本身的炒作和地方霸主的宣传，自然是有了“时人”之间的知名度。《隋书·五行志上》中的穆后穆黄花，北齐后主高纬第三位皇后，北齐灭亡时沦为了娼妓。女子干政为古人所忌，因她是皇后，这般“淫僻”且牝鸡司晨的丑事自然也为“时人”所知。她狼藉的知名度来自身居的高位。然而刘雄鸣，其人身份很难考证。现代学者卢弼考证其名应为刘雄，但史学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论断。按照两汉间王莽之后的惯例，取单字为名较为常见，而复名则是身份低贱的标志。如果“雄鸣”二字确切，则此人身份很低，或是因为某些家族的缘由，不能取单名。不管怎样，刘雄鸣年少时家族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样一个草根出身，若是寻常的生活举动，岂能被“时人”关注？若想要“造”自己为“星”，便该怎样提高知名度呢？刘雄鸣给我们的答案是，根据自然科学，记熟路线，挑大雾天，日夜在山中溜达，并以某种手段让大家围观他的溜达。说他“能为云雾”，或许还要展示一下魔术手段，比如手里拿着能散水汽或者烟雾的物事，随便一说，点燃不太呛人却能散烟的草药，穿着道袍，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借东风似的装神弄鬼。不管什么手段，但有一点，这能够识天时的本事是肯定的。就这样，拉着邻里乡亲看了自己的“手段”，因此为相对范围内的“时人”所知。在下觉得自己也不会抽烟，最多只能视频直播点蚊香罢了。中国达人秀，蓝田雄鸣秀，地摊骥征秀。
“郭、李之乱，人多就之”。“郭”，郭氾（一说为郭汜，但“汜”作为此人之名，颇有争议，以后的文章中会再解释）；“李”，李傕（“傕”的读音也颇有争议，但本人对于古今音读法区分的态度一向都是爱咋咋地）。这二人乃是董卓的部下。董卓被王允、吕布等设计杀死之后，这二人依附董卓女婿牛辅。牛辅被部下所杀后，郭、李听了谋士贾诩的计策，攻击长安，杀死王允，驱逐吕布，从而把持朝政。因郭、李二人施政无方，导致三辅大乱。当时刘雄鸣也凭借其“能为云雾”或是其他的举动闯出了一定的知名度，有很多的人都去投奔他。也可以说，刘雄鸣与其手下在蓝田啸聚山林，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成为了地方上的豪强。试想，一个只会表演魔术的，不论放在何时，也都只是取乐的存在。真正能有人卖命的，必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人。这样的人，往郭李之乱之前看，便有一个恐怖的范例——黄巾之乱的首领张角。张角创教，他给人们带去利益的方式是救死扶伤，从而召集了全国范围的教众反抗朝廷。看上文，刘雄鸣的早年“以采药射猎为事”，不能排除他也有借助治病招徕部众的手段，其实与张角如出一辙。一个能用魔术唬人、且能够用自身所长为他人谋福利的人物，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是很受欢迎的。时至今日，一个具有高超炒作手段、并且有一定实力的公众人物，也是能够有一番作为的。
“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为小将”。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年-220年）。刘雄鸣在此期间投靠了州郡。啸聚山林的土匪，被政府招安收编，在汉末三国是常事。“小将”二字，既可指年龄不大的将领，也可指军事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将领（与“老将”对应）。总之，古人三十而立，不该再说是年轻，则想必“小将”刘雄鸣当时小于三十岁。
“马超等反，不肯从，超破之”。马超反抗中央的年份是建安十六年（211年）。当时曹操军队试图进攻汉中张鲁，途经马超等凉州军阀的领地。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西军阀认为曹操采取了“假途灭虢”之计，于是联合关中诸将，带领十万人马起兵反曹。刘雄鸣在受到朝廷招安后，也是当地较为壮大的一股势力。马超意图拉拢，刘雄鸣拒绝了。马超遂率兵攻击。毕竟寡不敌众，刘雄鸣被击破。这是从这一句中我们可以获取的历史信息。马超此人，具有西凉诸将一贯的性格：多疑与反复。《三国演义》中将其描写成忠孝两全的勇将，父亲马腾及其一家为曹操所杀，因此举兵复仇，讨伐曹操。但事实上，马超疑心曹操进攻西凉在先，随即反叛。曹操在打败马超的第二年（212年）才杀了扣留在邺城作人质的马腾一家。换句话说，马超的反叛行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及一家性命。这次西凉诸将的反叛事件，曹操误判形势作为起因，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的。有谋士向曹操建议，西进攻占汉中会引起西凉诸将的怀疑从而造反。曹操觉得若是西凉造反，便正好有了消灭他们的大义名分，同时也觉得马超的一家和西凉诸将有很多家人也都作为人质在己方，会有所顾忌，不敢造反。只是没想到马超与其父亲和其他家人关系淡薄（或许是因为马超为马腾庶长子，没有继承权，其他家人都入京做官了，却只有他留守边陲。关于马腾马超的个性与家庭关系，此处不再赘述），军队和地盘在他眼中更为重要，用吕布部将曹性描述郝萌的话说就是“狂惑不止”，执意反叛。与马超相比，京畿地方的刘雄鸣受过政府的宣传教化，则显得像是个忠义的“良民”，与他之前接受招安相呼应。面对十万大军，尽管螳臂当车，但仍然不肯屈服。刘雄鸣失败了，这运势很“熊”；但面对大敌仍勇往直前，这气势很“雄”。
“后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曹老板还是很会夸人的。能得到曹操的夸奖，可以列举以下几位：
1.“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先损了天下所有诸侯一遍，再夸刘备和自己。
2.“吾之子房”。把荀彧比作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不世出之智囊张良。
3.“古之恶来”。用商纣时期的猛将恶来做喻体，夸奖典韦的勇武。
4.“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对郭嘉的期望。
5.“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人妻曹被张绣打败后撤退，手下的青州兵（原为黄巾军，为曹操收编）打家劫舍，于禁杀死了一些。青州兵诬告于禁谋反，于禁不解释，做好了防御工事，才向曹操汇报。曹操因此这样夸他。
找了以上五条夸奖，发现在夸的过程中有差异。
1.夸刘备，曹老板首先限定了“英雄”的概念，而比较范围在广大的“天下”，然后提出了自己和对方两个人，在显示自信的同时，把对方也捧入了云霄。
2.夸荀彧，先把自己比作汉高祖，限定了、狭隘化了范围，再夸对方是张良，是汉高祖麾下范围内的最杰出人才，也是最高的评价。
3.夸典韦，并没有太多限定或狭隘化范围，“古之”，古代的，“恶来”虽有古今比较，但他是不是唯一的“古之”勇士呢？不一定吧。还有刑天、庆忌、孟贲……评价虽高，但并不极致。另外，也不像夸荀彧时说“吾之”。若说是“吾之恶来”的话岂不是把自己比作商纣王？所以不能限定死范围。曹老板在这里或许还是有些小心思的。
4.夸郭嘉，没有如荀彧与典韦一般，拿唯一的古人作为比较，但限定、狭隘化范围到“使孤成大业”，具有了当下的意义，这个范围给得最为现实。也使用了“必”这个表示百分之百的字，真个是夸得八面玲珑。
5.夸于禁，文字一大段，叙述前因后果，核心是“古名将”。这三个字，没有太多范围的限定，不唯一，看起来是很普通的夸法。然而后面又一句“何以加之”，补充显示了“古名将”比不过于禁的语气，简直夸得油嘴滑舌。
总结这五条夸奖的差异，每一条都带来不同感受。这些感受的差异就来自于“限定范围”与“适当补充”。限定了一个好范围后，夸奖的内容就会被浓缩，一旦表达，令人感觉其输出含金量很高。当限定范围缺乏时，也就是夸奖本身含金量不那么高时，要加上补充，内容不够字数凑，但关键是，字数要凑得巧妙，以弥补输出效果。在以上的例子中，五人被夸的程度从大到小可排列为：刘备>荀彧>郭嘉≥典韦>于禁。
那么，再来看刘雄鸣。“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入关”，范围被限定在关内；“神人”，不确指的对象。如果仅从这两点分析，可能对刘雄鸣的评价仅仅是在于禁这个档次。然而仔细分析更多的因素，看这四个字：“方”、“梦”、“神”、“即”。“方”，刚刚，后面要加的关联词便是“就”，“刚刚入关就梦见神人”，这样的说法显示出了自己对刘雄鸣的红外感应灵敏，想尽快一睹尊颜；“梦”，玄幻感第一层境界，体现出曹操自己的渴求之情，且背后有欲望；“神”，玄幻感第二层境界，和荀彧、郭嘉、典韦和于禁不一样的是，这四人仅限于人和古人，而刘雄鸣被夸到了超乎人的高度；“即”，把“神”与“卿”总结性地划了等号，语气上强调了欣喜和信任。这样的夸法，虽没有夸刘备时的互争雄长的味道，没有夸荀彧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没有夸典韦时的以古喻今的比较，没有夸郭嘉时势在必得的渴望，也没有夸于禁时堆词砌句的竭力，但却具有了求贤若渴的迫切、朝思暮想的企盼、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尊敬以及命中注定的不解之缘。
曹操给了刘雄鸣很多的礼物，还给了他将军做，令收编部众。但夸也仅是夸，是主观看法的体现，况且是对于刘雄鸣这样一个自己还不熟识的人，夸得越凶，对目的达成的需求越大。说明刘雄鸣对当地民心的争取有着强有力的支持。相反，越想要得到一个人，便越害怕失去，因此夸赞的幅度与含金量会主观地增加，甚至成为恭维与谄媚。在这种情况下，夸奖越猛，背后隐藏的疑心则越大。
果不其然，“部党不欲降，遂劫以反，诸亡命皆往依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刘雄鸣的党羽不愿意投靠曹操，并且裹挟了刘雄鸣造反，又招了数千亡命之徒，堵在了武关道口，以示抗拒。按照从前刘雄鸣的个性，这次的反叛必定是不情愿的。有高官不做，有太平日子不享受，却要革命？计算刘雄鸣的年龄，此时也已过不惑之年。他的人生目标应该已经成型，不会为了没谱的事而冲动。然而乱世就是这般无奈，正要迈向事业巅峰，做人生赢家，却被人逼做了反贼。谁叫自己人气旺呢？再看看这地名，“武关”，在蓝田的东南面，古代便是秦楚之间的要塞，山腰扭曲，崖高谷深，狭窄难行。有诗为证：“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也真难为他了。
“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夏侯渊是曹操的连襟，在对抗西凉叛军的战斗中“虎步关右”，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声誉。关于夏侯渊击败刘雄鸣的详细事迹，已经不可考，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相关人物猜测其中的细节。比如一名叫梁兴的凉州军阀。公元211年，马超、韩遂的反曹联军战败，梁兴逃到了刘雄鸣的老家蓝田，并对其周围郡县实施了劫掠，当地的官府都抵挡不住。因为刘雄鸣之前的立场是反对西凉叛军的，现在又和曹操闹掰了，于是两面不是人。可以做一个猜测，刘雄鸣在回去招安自己的部队时刚好遭遇令官府都束手无策的梁兴部队，没有准备好抵挡劫掠之众，只能保持独立立场，退守武关。不论是部众裹挟，还是刘雄鸣自身意愿，准备要投靠的对象曹操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第二年，夏侯渊带领曹军与蓝田当地民兵击败了梁兴。因武关离蓝田只有近三百里，刘雄鸣部众被认为与梁兴是一丘之貉，亦于此时顺便遭到讨破。刘雄鸣只好率残余力量（面对一流名将的攻击，如果还有兵力的话）逃往了西南部的汉中。若这条史实记载正确的话，刘雄鸣一众定是在逃难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看现今的地图，从武关到汉中，需要先往西北方向到达长安附近，再向西南取道汉中，遥遥千里。今天都没有直达的道路，何况古时候？只能绕了一个大圈。在曹操打败马超、韩遂联军后，从长安到潼关都属于曹军的势力范围。这一路上没有被附近的曹军逮捕，刘雄鸣还真是万幸。
然而这种幸运也不会持续很久。当时的汉中由五斗米道的师君张鲁割据了近三十年。张鲁是张天师张道陵的后人，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毛主席评价说：“他（张鲁）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算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曹操率十万大军征汉中，抵达阳平关时，张鲁想要投降曹操。但在政权中鹰派人士的主导下，仍抵抗了些时日，然终被击破。张鲁听从谋士阎圃的话，没有立即投降，率军弃城出走。出走前，却没有像一般诸侯那样，为了不让敌人得到补给而焚毁仓库中的宝物，反而表明愿意上交国家，显示了投诚的意向。曹操赞许张鲁的行为，加封了侯爵。这样即便己方政权失败，也要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在千百年后的日本也有体现。公元1582年，明智光秀对织田信长谋反，发动“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部下羽柴秀吉（后之丰臣秀吉）随即发动了复仇战，并打败了明智方。光秀的女婿明智秀满据守的城堡遭到羽柴方围攻。在就要陷落时，秀满委托侧近将城中的国宝带出去交给朝廷，接着自杀身亡，为主尽忠。
“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徙勃海”。汉中张鲁投降曹操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也就是说刘雄鸣自公元211至212年左右被夏侯渊击破之后，在汉中待了三四年左右。这在曹操眼里，也算是顽寇了。刘雄鸣手下的人这才感到自己一开始的错误，拥着这几年过得心力交瘁的首领归降。“耳顺之年”的曹老板拽着快要“知天命”了的刘雄鸣的胡子骂他“老贼”。骂归骂，看来当年夸他“梦中神人”时还算是痴情的真爱（哪怕是政治上的），对一介顽寇竟然没有处罚，还让他官复原职，迁徙到了东边的渤海清净地颐养天年。不过想想十多年前被饶恕多次却仍然反复无常的昌豨，刘雄鸣的无奈或许真的能被见怪不怪的曹老板理解吧。抑或，以曹操的格局与手腕，刘雄鸣的力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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