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童年生活过的老屋早已拆除，连残垣断壁都不知所踪。

当初这仅有巴掌大的住宅，有四世同堂的欢乐，也有捉襟见肘的酸楚。

记得在那狭小的院落，正中间有一棵老杏树，印象中却从未结过果实，只有稀稀疏疏的叶片。

靠南边便是那株我亲手栽下的榆树，而且是懵懂无知时从大队里要来的树苗。从栽下那天起，榆树便施了魔法般的茂盛，待到我们搬家那一年，真的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院子东南角有一棵臭椿树，粗壮高大，听奶奶说是三姑小时候种下的。记得曾经还采过树上的嫩芽炒来吃，口感涩苦气味也古怪。

围着小院的东屋里，放着柴草，夏天奶奶会在里面做饭。

三间半北屋，大的房住人生活，靠最西边的半间是储藏室。奶奶喜欢干净利落，在墙上面钉了几排整齐的木橛子，上面摆满了一把一把捆好了的被爷爷用炭火烤得焦黄的烟叶，准备拿去集市出售。四周靠墙的部分堆放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农具。

西屋则是老奶奶的生活空间。

这巴掌大的小院落，曾来往穿行过或高大或渺小的身影。

奶奶曾不止一次的跟我提起，爸爸在这里出生，三个姑姑在这里出生，我和哥哥在这里出生。

很小的时候，解放军叔叔们曾来到我们村，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部分村民家中吃住。我们家照例分配来了好几位，一到休息天，他们主动帮着家里打水，推车等，还为了陪我们玩爬上梯子掏小鸟喂养。就在那记忆仍不完整的时候，他们的到来已赋予了我们一份特殊的情感，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家人般亲切的形象。

正是因为对解放军的敬仰，哥哥也有样学样，每次拍照片，都必须穿上绿军装，戴上五星帽，一张黑黝黝胖乎乎的脸，双手掐腰，大家见了都说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看来确有着相同的神采，为此也着实让我羡慕过。

后来，大队部里兴起搞副业。从外地请来了技术员教本地年轻姑娘编织铁网，其中有一位阿姨，齐耳的短发，不胖不瘦的身材，说起话来轻声轻语。由于父亲当初仍在外地工作队奔忙，几个月才回家一次，那位阿姨便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我们家和母亲同吃住。母亲让我们喊她＂姑姑＂。

印象中，＂金忠＂叔是我们家的常客。这位叔原不是本地人，来自邻县。听老一辈人说，他家兄弟七八个，前些年家里吃不上饭，母亲便领着他们来本地讨饭，在靠路边机磨房里干活的爷爷好心收留了叔叔，暂时带他生活，尽管自己都食不饱腹。正巧村里有一户人家，夫妻俩结婚多年没有生育，便收养了＂金忠＂叔。爷爷这才如释重负。尽管这样，＂金忠＂叔仍习惯在我们家生活，总会有意无意的跑过来和我们玩。

曾在这个院子中间，父亲用一双巧手，端着木匠专用的墨斗盒打线，我也会学着他闭上一只眼睛，这看看，那瞧瞧。父亲能够熟练使用刨子凿子，常擦着满脸的汗珠，用最原始环保的纯手工艺且不用一个钉子就打造出了像模像样的各种家什家具，杌子，板凳，三屉桌，迎门橱，大衣柜！这在当初已算时尚的物件。几层桐油或者油漆过后，摆到四面墙上都贴满报纸的房间里，尽管看上去不伦不类，但仍然感觉整间屋瞬间散发出现代化的气息！

仍旧是这里，曾见母亲从合作社买回来又小又黑的蚕种，放到嫩绿的蓖麻叶上，慢慢的孵化小虫子，再变成胖胖的蚕，逐渐爬满半个墙壁，包裹成雪白的蚕茧。每到晚上，大人们围坐在油灯边，边聊天边剥蚕茧。我和哥哥在炕上相互轮流玩骑大马，我骑着他的背从炕头爬到炕尾，他再骑着我的背从炕尾返回炕头。直到玩累了，偎在奶奶脚边睡着！

在那时，母亲和爷爷学会了编筐，原料是当地的绵柳条。首先去沟头河岸割些长短均勻的绵柳条，就着新鲜多汁，用两根带棱的筷子夹住条子粗的一端，让牙齿咬紧里面雪白的木质，用两只手捏住两只筷子的两端往下拉，水嫩的皮就会剥落。把去皮的柳条在阳光下晒干，接着放到水里泡几天，等柳条软软的有了韧性，就可以用来编筐了。别看这柳条不起眼，用它编出来的筐大号的套在小号外，像俄罗斯的小套娃，整齐美观，有时为了更加洁白，会熏上一点硫磺，据说会更加好卖，交到外贸做出口生意。

到八十年代，父亲被安排在地区一所中专院校任教，正赶上带毕业生，麦秋之际需要实习，涉世未深的学生们为体验生活，一致要求来我们家实习，十几位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顿时充满了简陋小屋。这些学生都来自本省，只有一位女生家住省城，其余的都是周边县市的。因论文需要，安排了一点简单农活给他们，理解到诚恳的心意，却也看得出操作的生疏。

在这个家里，大人们各有各的分工。奶奶的工作最繁琐，除了在家里烧火做饭，洗洗涮涮外，有时被安排到队里去帮工。却从来没有怨言，又总是把家里家外打理的井井有条！

直到搬了新家，这处生活过祖祖辈辈的老宅便空了出来，疏于管理和修葺，几场风雨过后，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容颜，如今又成就了别人家的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