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兆阳的这篇以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大多数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故事,就小说的主要内容来看,小说围绕地主王有德拒绝改造到被改造的过程而写的。通过王有德被改造的视角可以看出旧时代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罪恶。但是小说的独特一点在于,他没有刻意去渲染阶级之间的仇恨和残酷的斗争,王有德作为地主家庭的第二代人,他从小到大受到家庭环境的宠溺,在文中他形成了一种巨婴式的人格,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所以在文中,我们不能看出他在性格上根深蒂固的恶,也不能完全定性他是无恶不作,剥削压榨农民的吸血鬼。而在政治色彩严重的文化环境下,正是王有德这样的不恶不善不典型的地主形象,恰巧使秦兆阳成为了所谓“政治立场坚定"的批评家们的众矢之的。
先抛开文中人物王有德的形象及故事不谈。在我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有几点质疑。首先,《改造》是否过于美好化了农民翻身后的生活?在小说中,李老成一家在政府的帮助下,分到田地,粮食,家具......”平地登天---愁眉苦脸的老夫妻变成了老来红“”穷人的世界,谁敢不要咱快活?“从这些文字仿佛看到了农民翻身后无比惬意地生活,但是这是一种应该呈现在文章中的典型吗?还是为了小说政治宣传目的的需要而故意美化的呢?为此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土改后,分得了一定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在一些农村中出现了土地买卖、借贷、雇工等现象,富农经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发展。(黄勋拔.广东的土地改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1):44.)所以我认为,李老成并不是当时翻身后的农民的典型,还是有美化的成分。
其次,作为”改造实施者“以范老梗为典型,是不是也美化了,温柔化了土地改造中的对立阶级的关系?或者说,是否对改造的光明和正义性过于理想化了?
我在查阅资料时候发现,在土地改造时期,为了点燃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激情,大力开展”诉苦会“,从小组诉苦到大会诉苦,用活生生的例子教育农民,将群众引入斗地主阶级的氛围中来。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往往使农民将心中的不满全部集中到地主身上,形成发泄愤怒的焦点。在资料中所见到的一个个血淋淋的斗争案件,对比”范老梗“的形象,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在那个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往往感情上的激动会主导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改造行为,也就是非理性的血腥和暴力,范老梗的形象则不能作为典型。
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人性并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往往会被无限地褒扬和夸赞。阶级对立面立场的人,在被贴上罪恶的标签之后,往往成为了暴力的发泄对象。在特殊的氛围和环境下,人性的局限性和劣根性也就展露无遗。当我真正看到许多真实的历史之后,我发现所谓的政治并没有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坏,只是所处的角度不同,政权所需要的条件不同而已。
但就作者塑造”范老梗“这一个改造者的动机而言,作者应该是为了显示改造中的另一种突破狭隘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为改造提供另一种具有人道主义的选择性。
在《人民文学》中批评到,改造一文过分追求趣味性缺少剥削的描写,模糊地主阶级的惨忍性冲淡阶级对立关系,与此同时,秦兆阳回应道:王有德的形象实际上是有现实依据的。因此在老师的引导下,我质疑到,是否秦兆阳才是真正了解到地主生活状况呢?相比描写血淋淋地主形象的小说,秦兆阳这一类对人物模糊不清的态度,没有经过过多政治加工的文章,是否才是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呢?其实,作为读者来阅读和感受文章,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个思考”地主阶层的消失带来了什么?”我觉得只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拓展思考。在土地改造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地主阶级的打压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突然一下,地主阶层作为新生政权的敌人便就此被逐渐铲除,而地主阶层在乡村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必然也出现了断层,造成一些社会功能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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