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上搜索李登辉的名字，大多数条目都是台湾那个臭名昭著的前总统“李登辉”，而曾在民国时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达23年之久的李登辉，则被历史的年轮所覆盖，不被后世所知，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是被选择性记忆的历史，历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空间，他似乎被历史彻底地遗忘了，更不可能获得公允的评价，而今，我们像挖掘出土文物一样，需要重新来认识一下这位曾被誉为“人伦师表”的杰出教育家。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福建同安人，1872年4月18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巴达维亚郊外红巴村一个华侨家庭，其先祖是康熙年间赴南洋谋生的福建沿海渔民，及至李登辉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了。李登辉在其11岁时，远赴新加坡英华书院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和一些现代课程，同时也学习圣经课，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形成了他毕生的理想和信念，养成了一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慷慨、绝对博爱”的人格。
1891年，19岁的李登辉赴美国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攻读预科，1898年考入耶鲁大学校本部耶鲁学院并直接升入三年级学习，1899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00年，李登辉回到母校新加坡英华书院担任英文部主任，因政见和信念不同，不到一年时间，李登辉就辞去在英华书院的教职，回到家乡巴达维亚，创办了一所初级华人英文学校——耶鲁学校，一直坚持到1903年，李登辉才辞去耶鲁学校校长职务。
1904年，李登辉来到上海的时候，操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但他还不会讲普通话，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基督教青年会是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服务团体，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95年，其宗旨就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青年人在努力完善自身的同时，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提供广泛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李登辉在青年会广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逐渐融入以外国传教士、归国留学生和基督教徒为主的组织。
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同时，李登辉、颜惠庆等人还积极发起和创立了“寰球中国学生会”，李登辉担任会长达十年之久，他亲自制定学生会章程，组织董事会，董事都是留美归国学子，其中许多董事后来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诸如颜惠庆、王正廷、伍廷芳、宋耀如等人。
这是一个为归国留学生服务的团体，负责介绍归国留学生就业应聘事宜，也为全国各地经上海出国的留学生进行各种咨询和安排，全国各地学生也以此作为办事处和联络中心。民国建立之后，“寰球中国学生会”专设游学招待部，协助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理中国学生赴欧留美事宜，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是由这个渠道送出国的，甚至“宋氏三姐妹”也是由李登辉亲自安排赴美国留学的。
1906年，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曾少卿将李登辉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始人马相伯，已近古稀之年的马相伯可谓慧眼识珠，决定聘用34岁的李登辉出任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 同时兼任英、德和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李登辉非凡的教学管理才能逐渐显现出来，又被马相伯委以重任，担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
李登辉履职之时，复旦公学才在一年前刚刚创立，初创时期的复旦公学异常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师资和校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作为私立公助的学校，校董之间也常因办学而心生罅隙，导致校长频繁换人，学校具体事务皆有李登辉打理，李登辉实际上已经是复旦公学的主持人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李登辉与自己的中文老师汤佩琳结婚，汤佩琳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比他小15岁，但他们夫妻非常恩爱，正是由于妻子的教育和熏陶，李登辉才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一个南洋归国华侨，逐渐被“中国化”了。
1912年，复旦公学吴淞校址毁于战火，只好迁址至徐家汇李公祠校址继续办学，1913年，学校董事会成立，因马相伯年事已高，学校校董之一的孙中山推荐李登辉出任复旦公学校长，自此，复旦公学正式开启了李登辉时代，实际上李登辉对复旦公学的影响，从他踏入复旦校门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
1917年，复旦公学正式改组为私立复旦大学，初设文、理、商三科，而商科的设立，则是紧随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要知道闻名于世的哈佛商学院，也只是在1908年开始设立的，复旦的商科只比哈佛晚了9年而已。1920年前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教育系，复旦大学也同时开办教育系，复旦大学的课程设置丝毫不落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此时的复旦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真正意义的私立大学。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登辉，对于高等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立志将中国的复旦办成美国的耶鲁，他依据耶鲁大学的模式和课程，设计和规划复旦大学的课程体系，一切按欧美现代大学模式运作复旦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但他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依据中国的国情有选择的进行革新，耶鲁大学是一所极具宗教色彩的大学，李登辉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不强求自己的学生信教入会，而是尊重学生个人的自愿选择。
李登辉恪守马相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为办学宗旨，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智力，不是要求学生将书本和老师教授的知识记牢，而是看重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具有自己独创的见解，“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而“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受功利的驱使和权力的羁绊，要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索和勇于探究的氛围，使之有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创新。他还经常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和精英人物来复旦校园开设讲座。
由于李鸿章后裔对复旦大学占据李公祠作为复旦校址颇多非议，也由于复旦大学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复旦大学另辟校址迫在眉睫，为此，李登辉以私立复旦大学校长的身份，亲赴南洋各地进行募捐，由于李登辉的个人声望和人格魅力，在南洋基督徒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李登辉募得巨资后，开始在远离上海市区的江湾镇购置田地，以期为复旦大学另辟校址。
1920年前后共购得土地七十余亩，先后建成教学楼、办公楼和宿舍楼各一栋，及至1922年，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校址办学，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而徐家汇校址则改为复旦大学中学部。如今复旦大学所在地的杨浦区，早已成为上海的高等教育的重镇，除复旦大学之外，同在杨浦区的还有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
私立复旦大学与南洋华侨的关系非常紧密，而这完全有赖于李登辉的华侨身份和在南洋的影响力，私立大学的办学资金除了来自校董，最主要的来源是社会各界的捐助，而私立复旦大学主要依赖于南洋华侨的捐助。
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的顶尖名校都是一些私立大学，而私立大学在中国则很难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尚有私立南开大学和私立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但这两所大学也都在四十年代就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并改为国立大学，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私立大学在中国也就更没有其存在的土壤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但是还没有一所私立高等学校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私立复旦大学从1917年创建开始，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二十年成长期里，校长李登辉可谓功不可没，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但私立复旦大学却在艰难中生存和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就，渐渐成长为上海地区高等院校的翘楚之一。
崇尚自由的李登辉是非常爱护学生，经常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五卅惨案”，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卢沟桥事变”，李登辉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还遭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逼迫，让他辞去校长一职，甚至要关闭私立复旦大学，更不可思议的是，64岁的李登辉在复旦校园内，因保护爱国学生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殴打，也真是堪称世界奇闻，尽管李登辉人格受到屈辱，但其精神却倍受称赞，也由此可见，一座私立大学在中国办学的艰难。
李登辉从1906年进入复旦服务，一直到1936年卸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一职，整整为复旦服务了30年，始终不愿意离开复旦的校园，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归国之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李登辉弟子、私立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将复旦大学迁至陪都重庆北碚继续办学，而部分师生因为战时的艰辛不能成行，李登辉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分校，在沦陷区继续坚持教学，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日伪多次威胁引诱李登辉，而李登辉则奉行“三不”政策：“不向敌伪注册；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补贴。”万不得已之时，宁可学校停办，也绝不妥协和低头。他以自己的尊严和策略，维护了私立复旦大学的尊严，也维护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条件下，私立复旦大学难以为继，在代理校长吴南轩的游说之下，私立复旦大学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1942年元旦，私立复旦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国立复旦大学，吴南轩出任国立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位曾在清华大学遭冷遇而留下污点的校长，在国立复旦大学却干的风生水起，在复旦大学的发展史上颇有一定的建树。
李登辉1906年至1917年任复旦公学教务长、校长，1917年至1936年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素有复旦大学“保姆”之称，可谓是复旦大学发展史上的功勋人物，对复旦大学的历史性贡献，尚无人能出其右，然而遗憾的是，李登辉似乎又是一个被复旦大学遗忘的人，在复旦大学的校史中，李登辉校长的名字似乎被湮没在众多校长名字之中，即使有一定的提及，也都是一带而过，不知是何种缘故。
1947年11月19日，李登辉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75岁。中国一代杰出教育家，从此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甚至连同他的名字，一起消失在岁月的尘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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