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1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和缅怀的日子里，仅以此文纪念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海纳百川之思想和有容乃大之人格魅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1988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了《J145蔡元培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一套2枚纪念邮票，以此来纪念蔡元培先生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中国近代教育可以说是从蔡元培开始的，自蔡元培伊始，中国才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极力主张和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引进西式学科，实行男女同校等教育改革措施，在全中国推广和实施新的教育制度，把中国的教育引入现代的轨道上来，与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进行接轨。
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浙江绍兴人。4岁入家塾读书，17岁时考取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经历了非常完整的清朝科举考试流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1898年9月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开始身体力行提倡新学。
1901年夏到上海澄衷学堂替代首任校长刘树屏代理校长，澄衷学堂是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慈善家叶澄衷投资现银10万两兴建的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也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由中国人创办的民办学校之一，于1899年在上海虹口开始兴建，190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培养了四万多名学子，李四光、胡适、竺可桢、丰子恺、夏衍等一大批著名人士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堂曾使用过一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课本，也是中国早期的图文并茂的启蒙读本。
1901年9月，蔡元培又被聘为南洋公学总教习，南洋公学是由有“中国实业之父”之称的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是中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这是模仿日本教育模式的产物，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1902年11月14日因师生对立而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因同情学生，与校方据理力争，因未能改变校方的态度愤而辞职，随即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引起清政府的警觉，蔡元培被迫流亡，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避风头，一方面仍然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4年，蔡元培与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并担任会长，陶成章担任副会长，光复会是清末时期著名的革命团体，其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成员大多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其著名成员有徐锡麟、章太炎、秋瑾、柳亚子等人。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中年蔡元培
1907年5月，已经40岁的蔡元培奔赴德国留学，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开始了他在德国四年的留学生活，开始潜心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并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学术著作。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来电催促之下，蔡元培取道俄国西伯利亚回到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三百多年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中国的历史从此走上了共和之路。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等教育制度，强调把学校办成全国民的学校，积极推广和普及现代学校教育，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
1913年3月20日晚，素有中国“宪政之父”之称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不治身亡，宋教仁是中国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以约束总统的大权独揽，如果历史选择了宋教仁，并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那么中国的历史走向就将会出现另外一种政治局面，遗憾的是历史错过了这个选择。
而由宋教仁遇刺所引发的史称“二次革命”讨袁之役失败之后，许多革命党人被迫流亡国外，蔡元培也再一次携家眷前往法国，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向中国招募了大量华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等人在法国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去法国半工半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中国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法勤工俭学，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所形成的强烈对比，给这些留法学生以强烈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冲击，让这些留法学生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其中许多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由法国马赛港乘船回到上海，此前，蔡元培收到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电文曰：“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这封恳请蔡元培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让蔡元培思忖良久，他与范源濂是老相识，中华民国元年，蔡元培在南京出任首任教育总长时，范源濂是教育次长，蔡元培最终决定赴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个与北洋政府政见不同的老同盟会员，能被北洋政府委以重任，由此也表明了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开明，而开明的政治环境，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
蔡元培校长任命状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解除党禁、报禁的时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极大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的大地和上空风行，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兴起和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和思想解放，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解放，踏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1917年1月4日 蔡元培赴京，接替胡仁源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开明宗义地阐述了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向学生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即学生进入大学应为求学，而非仅仅达到做官发财的目的，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需的，作为学校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
蔡元培的这篇就职演说，为北京大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指明了道路，直至今天仍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迁址北平，李大钊因章士钊的推荐，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蔡元培还相继聘用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为文科教授，为当时保守的北京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除周作人之外，其他人还是《新青年》的编委，以《新青年》为载体，积极传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为推广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还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诸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教授，这些人北大形成了一个保守教授的营垒，北京大学以宽容的胸怀，容纳了各种思想和学术才俊，也奠定了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校评议会制度，这是一种教授治校制度，是欧美大学普遍采用的大学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教授治校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
蔡元培在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之时，就曾在主持颁布的《大学令》中明确规定，“评议会由校长、学长及各科教授代表组成。”但直到蔡元培自己担任了北大校长，才有了实践的机会。
校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而评议员只能在教授中产生，并由教授互选产生，人数不多，每年改选一次，能够被教授们推荐为评议员，都是本校一些德高望重且有影响力的教授，参与北大重要校务的讨论、决策和实施。在评议会之中，还有一个聘用教授委员会，学校所聘用的教授，都由该委员会进行评审，决定聘用与否，校长也无权干涉。
北京大学还在各学科设立教授会，每一位教员，无论是本科或预科的教授讲师及外国教员都是教授会会员，教授会的职权主要是：一是学术性事务的决策权，即决定学科内教授法，选择教科书和编纂学科课程表；二是行政性事务的参与权，即参与讨论学科的增设及废止，应用书籍及仪器的添置。评议会和教授会都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的一生当中，几乎都是在辞职中度过的，但凡在涉及个人信仰、价值和操守方面，他毫不妥协，也从未懈怠，辞职成了他谋求其诉求的利器，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
蔡元培仅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就曾数次提出过辞职，当他在北大就职仅半年的时间，就因抗议张勋复辟，向黎元洪提出辞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每日四处奔波营救被捕学生，为此向徐世昌递送过辞去北大校长的信，甚至还在媒体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同年底，北京学界教职工要求北洋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蔡元培与北京各大院校校长联名辞职，直到诉求得到以实现才又复职。
1922年10月，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而肆意喧闹，甚至围攻蔡元培，蔡元培自己因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而辞职。1923年1月为抗议时任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而辞去北大校长，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蔡元培从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担任北京大学期间，将这所旧式学堂逐渐改造成一所现代新式大学，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与北京大学比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发生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即使是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独树一帜的。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时说：“拿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大学，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北京大学俨然成为一种图腾和象征，是一个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园。
蔡元培校长
1927年4月，著名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李石曾在南京提出创建国家级中央研究院，经过筹委会近一年的筹备，1928年4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一直到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担任这一职务长达12年之久，比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还要长。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研究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学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农林学、医学等11组科学，下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所。这十四个研究所汇集了当时中国所有学科的精英，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涌现了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物。
1936年1月11日是蔡元培七十诞辰之日，著名画家刘海粟基于蔡元培先生过往的资助和其美育思想的影响，在上海国际饭店举办了蔡元培七旬寿辰祝寿活动，蔡元培一生推崇恬淡雅静，不愿如此张扬，曾极力推辞，但又拗不过众人盛意，只得欣然到场，这是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参加者多达千人，在上海的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尤其是科学、教育和文化界名人，几乎都尽数出席，但蔡元培毕竟已是古稀之年，过后大病了一场，身体也开始日渐衰弱。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上海等地岌岌可危，病体孱弱，心力不支的蔡元培决定前往香港避难养病。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后不久，蔡元培于11月27日在上海租借码头乘法国邮轮“珂拉密司”号抵达香港，在离开之前，一生兼职无数的蔡元培辞去所有兼职，如释重负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晚年的生活，他在好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伍的安排之下，开始了在香港的寓居生活。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起床时，顿觉头晕目眩，失足仆地，口吐鲜血，家人紧急送医，最终因救治无效，于3月5日在香港养和医院与世长辞，终年73岁。
蔡元培院长
蔡元培逝世之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而中共中央在唁电中称其“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在所有的唁电中，以毛泽东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最为人们所熟知，也流传最广。
一位港台学者曾经说过：“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且是非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叶，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人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例外之。”
蔡元培一身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之理念。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蔡元培的灵柩被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由其生前好友叶恭绰书碑刻：“蔡孑民先生之墓。”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蔡元培已经在这里默默沉眠了78年了，期间也只是将小石碑更换为墨绿色大理石墓碑，但仍显得过于朴素，一如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也曾有人动议，将蔡元培的墓地移至北京大学校园内安葬，让其灵魂回归和安息，并借以恢复和重振蔡元培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北大精神，让蔡元培的灵魂和思想始终飘荡在燕园之中，但这一理想和愿望时至今日也未曾实现。
蔡元培雕像
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除了一座1977级和1978级学生捐建的蔡元培半身铜像之外，也是很难寻觅蔡元培的任何踪迹，至于蔡元培所提出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否还能被今日之北京大学师生所传承，并能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领袖，那只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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