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天时间，看完了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一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读本。读完了这本书，我并不欢喜，也不恐惧。我困惑。我困惑于为何书中描写的乌托邦会得到后世人们不断的追求，这样的一个城邦究竟何处让人们着迷？
乌托邦的地图
乌托邦并不平等
“乌托邦”曾经被多少人认为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的理想世界。但是，在托马斯构建的乌托邦中，市民们绝非完全平等的。乌托邦有总督，他是整个城邦的最高权力者。乌托邦还有很多中层的官员们。当然了，就和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莫尔深受他的影响）一样，莫尔认为这些官员无一不是品德十分高尚的，这是他们胜任自己的职位的必要条件。且不论这一点假设是否合理。但是，在乌托邦中，夫妻的感情破碎申请理论此类的私事都需要得到总督的允许才可以实现，诸如此类的规定，让我看见了赤裸裸的“大权力”。或许在思想觉悟都很高的乌托邦市民们看来，这种由品德高尚的、行事优雅的、智慧的官员们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不算糟糕，甚至是他们的体制的荣光，但是，试问如我一样的思想境界低劣的读者，有几人愿意把自己的权利如此大量的让渡给行政权力？
乌托邦不是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它不能够消灭智力、品德乃至于性别这些人们的不平等的来源（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来源》，他总结的人们的不平等的来源可要复杂的多了，而在乌托邦中，这些不平等的源头依旧存在），甚至还理所应当地承认了这些不平等与个体“地位”的映射关系。
所以，一如很多哲学家们的理想国一样，如果一个单位中的所有个体都有着无比高尚的品德、统一的价值观和对自己生活的体制的完全认同，那么，他们的理想国就都是可以去实践和有希望成功的。但是，这样的一群“良民”究竟该去哪里寻找呢？如果难以寻找到，就会有人想要教育出这样的良民来，告诉他们“平等”的价值，给他们灌输单一的正确的价值观，最后，再不济便通过对言论的控制和清洗来营造出这种民众的共识来。但是，这样的乌托邦真的是平等的吗？显然不是。而且，这种构想完全实现后的乌托邦，定然会比历史上任何极权的政体更加可怕，比任何建立在金钱、血统、肤色、世袭权力基础上的社会更加的不平等。
乌托邦并不平等，因为我们合理地构想新的体制，都不应该去为一群也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个体而量身定做。就像乌托邦一样，它把体制的成功最后还是归结于了初代国王的伟大设计，如此这般，这种英雄叙事，真的会产生平等的历史观荷没有阶级的价值观吗？我很怀疑。当然了，即使是强调“人民是历史唯一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之下，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可以实现的，毕竟，当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观念去“指导”民众，就根本性地说明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存在。
乌托邦并不自由
我不知道推崇乌托邦的动机会是什么，但“自由”显然不会是其中之一。首先，乌托邦是有奴隶的，来源多为战俘或者犯了重罪的人。当然了，自由民是多数的，但是他们也并不“完全”自由。
乌托邦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仍旧以家庭作为城邦的基本单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家庭是不允许存在的，所有人共妻共子，一夫一妻的结合会受到制裁）。但是，不同于被理解为“完全私域”的“家庭”，乌托邦中，许多关于家庭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都被强制性的确定了下来。通奸、对婚姻不忠者自然是被鄙视的，而且会有强制性的惩罚，甚至会有刑事上的后果。这一点或许还可以理解，毕竟在任何乌托邦的构想中，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道德体系和社会风俗都算得上是基石一般的存在。可是，在乌托邦中，甚至于夫妻的离婚都没有自主完全决定的自由，而需要得到总督和其他官员的认同。在此时，我理解莫尔的初衷，他并不是把个人的婚姻自由至于个别官员的决定权下，而是认为其需要得到城邦社会道德观的认同，但在无奈之中，他只可把总督作为这样一种秩序的化身，仿佛这样的设置才可以让他构想在逻辑上可行。
乌托邦的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对自己的职业和居住地的选择上。在乌托邦中，人口被均等化的分在不同的区域，每个人都有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我当然明白莫尔这样构想的矛头所指：当时欧洲的贵族、僧侣等一切不劳动的“寄生虫”们，乃至于“羊吃人”的荒诞剧。然而，这种追求均匀化的社会分工和地理分配，无疑会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丧失完全的决定权。乌托邦人都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和劳动，他们也同样以自己的制度为荣耀，可是，如果一个乌托邦的居民就是很喜欢自己从小到大生活小屋边的一棵大树，那总能引起他的艺术的灵感，然而，因为城邦的要求，他不得不搬离那里，那么，他的心里会是如何看待这一冲突的呢？我相信，无论他的看法如何，必定都产生了个人利益因为集体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牺牲，如果那棵树对他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话。
令人欣慰的，从莫尔的叙述来看，乌托邦的居民是有充分的宗教自由的，她们可以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托付自己的灵魂，无论是泛神的、一神的、多神的还是无神论信仰者，他的灵魂的归属都是可以由自己完全确定的，但是这种信仰自由的确立也和现在的普遍政体一样，是相对的、置于体制允许范围内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边界的，当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一个深层次的矛盾仿佛就产生于这里了：对于乌托邦的体制，人们表现出了完全的尊重人才、尊重秩序和对个人权利的集体让渡，而且有着近乎完全一致的价值观，以自己生活的制度为荣，那么，他们如果是信仰多样化的话，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如果它们做到了这一点的话，他们是真的具有深刻的多样化的信仰的吗？我不知道神学家和思想家们会怎么说明这一个问题。
当然了，我很欣慰的是。莫尔口中的乌托邦不是封闭的，而是和外界有着持续交流渠道的，他们和周围的城邦有着交往，他们和远道而来的希腊人有着交流，他们对其他文明的艺术、文学和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有着很高的兴致。所以，他们的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自信不是建立在闭塞的前提下，而是有着充分的对比的。这点难能可贵。
乌托邦的其他不合理之处
《乌托邦》的篇幅很短，莫尔借助于谈话的模式，经由他人之口，道出了自己在“乌托邦”的所见所闻（这种模式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同出一辙，该书中，柏拉图是假借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然而，无论如何，在这种对乌托邦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合理之处都难以被合理的解释。
首当其冲的就是乌托邦的物产的丰富，尤其是稀有金属的“泛滥”。莫尔或许为了凸显乌托邦的物质财富的丰富，亦或者是为了表现乌托邦人漠视物质财富，他形容，在乌托邦，佩戴黄金的都是最下贱的奴隶，黄金被当作最无关紧要的物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当有外国的使节来访，使节们为了表现自己国家的富有和自己的尊贵，便佩戴大量的黄金配饰，这却被乌托邦的居民视为怪事，甚至认为他们是奴隶。
所以，这样的大量的黄金真的是实际的吗？当然了，只要乌托邦有一个大金矿就可以了。但是，乌托邦居民（或者命令他们的奴隶）在开采黄金时的心态究竟是什么吗？他们不在乎黄金，将其看作下贱的物品，但却会去开采它们。他们最瞧不起黄金，把佩戴黄金的数量和个人的地位作反相关的关联，但是乌托邦人却又应该是十分精明的，如果它们知道黄金在外国的地位，他们真的不会利用其来发挥更大的价值吗？
当然了，关于黄金的地位的悬疑，如果乌托邦是一个封闭的城邦，那么解释起来就会简单的多了，可是它却偏偏不是，于是，这就成为了我认定的不合理之处之一。
另外，乌托邦人的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是很奇怪的。一方面，莫尔认为乌托邦人最为鄙视战争，他们不尚武，却善武，他们有着巨大的武力和凝聚力去保卫自己的城邦和价值观。乌托邦人惜命，他们更愿意去雇用外国的雇佣兵为自己作战，而不是去用自己的民众的生命冒险。这样看来，仿佛乌托邦人的对待战争的态度是很完美的了。可是，乌托邦的战争却又不完全是防御性的，他们会为了自己认为的正义而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甚至充当他国事务的仲裁者，而且他的这种角色的充当又是完全无偿的，并且总是自己会付出军费的，甚至于借钱出去帮助别人（而且乌托邦人以向别人索要债务为耻）。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我都不得不认为乌托邦存在的条件又得添加一条：完全的理想主义者的城邦。
所以，如果乌托邦的存在现实可行，那么，他们不但需要伟大的贤者、民众对制度的完全的信心、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极大提高的思想境界、而且需要完全的国际主义精神。可是，说到了这里，那么乌托邦形态的制度究竟会不会存在呢？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要满足上述的条件，我认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它必须是小国寡民的，不可能是共产化的寰宇大同的乌托邦社会。所以，追求乌托邦家园的人们究竟是在追求什么呢？是一个小型的公社集体，还是大同的普适制度呢？这个问题或许值得他们重新思索，因为对《乌托邦》的思想使我相信，这种客观规模的尺度决定性的与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相关联，这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需要赘述了。
我对乌托邦的态度
我平日的言论是很反乌托邦的了，但是，我并不是反对乌托邦这个一般的概念，而是反对为了追求大同乌托邦过程会必然出现的一切漠视个人权利的现象（当然了，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的出现往往并不是为了创建乌托邦，而是为了更低级的目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集体，里面的人们志趣高尚、价值观相近、他们民主、他们智慧、他们有着丰富的财富和高尚的品德、他们完全自由地订立了契约，对个体的权利和集体的制度作出了人人认同的平衡的尺度，他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公社，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我肯定不会反对这样的一个完善的集体。我会去参观，去反省，去了解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哲学，我梦想这样的集体的存在，如果它可以满足我给出的所有定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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