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这是曾国藩的判断与经验。其中的“明”即自知之明，“强”即自胜者强。结合实践细思之，便不再是个人经验而是客观逻辑（规律）了。不是吗？唯有有自知之明，才敢于去担当；唯有能够战胜自我，才能战胜一切。
何以“自知”且“明”？何以“自胜”而“强”？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实际看来，唯有“不顽固地坚持自己，不顽强地抗拒他人”，才能恰到好处地做到“自知”且“明”，这就需要个人具备超强的“理性批判能力”——既善于做理性的自我批判，又善于接受他人的理性批评。非此，“自知”是做不好的，“自知”且“明”也是谈不上的。在这个方面，尤其要防止“自我中心主义”的形成与固化。“自胜者强”呢？我以为与“自知者明”是同一逻辑路径。或者说，“自胜”比“自知”的难度更高，也更为重要。当然，“自胜”是必须要以“自知”为基础和前提的。实质上，“自胜”便是“自知”自己在意志与毅力作为上的弱点而偏要战胜之的作为，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总之，无论个人作为还是在组织中担当重任，若要非凡成就，非得是“明”“强”素质与能力不可！
“《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这是曾国藩在为何以“明”“强”而寻找根源或方法。《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五者，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是作为，归于“愚”，确是“笨功夫”，但却是扎实、朴实的作为，更是“明”的根本来源与方法，这样的作为不是最能使人成为“自知者”吗？如是作为，归于“柔”，确是“软功夫”，但却最能使人成为“自胜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由上，我们便从现代理解与古典探源中把握了个人何以“明”“强”地“担当大事”的根本所在。进一步则可明确：儒家著作中的精华是具有永恒真理性的，尤其是“学问思辨行”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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