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汤普森｜文 陆霖｜译
《纽约人》2014年3月31日发布
1967年3月6日，也就是斯韦特兰娜预定飞回苏联的两天前，她收拾好行李箱，悄然走进美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宣称自己是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斯大林？”使馆一位外交官惊诧莫名。负责处理斯韦特兰娜案件的中情局驻德里官员罗伯特·雷尔告诉我说，情报机关没有她的存在记录，但是在苏联人意识到她失踪之前，美国人决定把她带出印度。当天晚上，斯韦特兰娜乘上了第一趟飞往罗马的航班。几天后，她飞抵瑞士西南部城市日内瓦。“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叛逃者，她的协作配合天衣无缝。”雷尔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文中说。有一次，雷尔告诉我，中情局作了智商测试，斯韦特兰娜得分“打破了之前所有记录”。
【译者注】对于斯韦特兰娜出逃美国，莫斯科的宣传机器说她是在美国中情局策反下叛逃的。事实上，当斯韦特兰娜出现在美国大使馆之初，美国方面第一个本能反应，认为这是克格勃策划的阴谋，上演的是一幕真人版的《真假公主》（又名《安娜斯塔茜娅》，好莱坞影片，讲述一个姑娘冒充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小女儿死里逃生的故事）。而在二战后才成立的中情局，则在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斯大林女儿的资料。
斯韦特兰娜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揭示了斯大林个人、家庭，以及克里姆林宫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本书总共给她带来了约250万美元的收入，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物价水平，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售价上千美元的拉菲城堡葡萄酒，在当时不过30美元一支）。在美国定居后，她的第二本书《仅仅一年》出版，立刻成为美国的畅销书。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披露的内容，这两本书引起了苏联官方震怒，并于1969年通过决议，褫夺了她的苏联国籍。在1978年取得美国国籍之前，斯韦特兰娜一直是“无国籍人士”。
在预定返回苏联的日子，斯韦特兰娜的两个子女——22岁约瑟夫和17岁的叶卡捷林娜一直呆在莫斯科机场，等待他们的母亲。三天后，她给他们寄了一封长信。信中说，苏联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道德观念都是失败的，她不能在这个制度下生活。她写道：“我们用一只手去摘月亮，但用另一只手，我们不得不像100年前那样在地里刨土豆。”她希望约瑟夫钻研医学，叶卡捷林娜继续追求科学。“请你们保持内心的平静。我只是凭着内心驱使做了我想做的事。”
四月份的时候，约瑟夫回信了，他写道：
“要知道，你干了这些事以后，还打老远的地方劝我们勇敢地振作起来，抱成一团，不要垂头丧气，不要撇开卡佳不管，这多少有些奇怪吧。……我认为，你以自己的行动，造成了我们彼此离心离德。”
1967年3月11日，斯韦特兰娜出逃5天之后，她的儿子约瑟夫和女儿卡佳接受媒体采访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滞留瑞士期间，通过探访她的印度外交部官员向两个子女转交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她说：“我和孩子们都讲清楚了，为什么我决定永不返回苏联。我给他们写道，现在他们最重要的是三人（除儿女之外，还有儿媳伊莲娜）抱成一团，继续自己的学业，尽可能保持已安排好的生活秩序。”她认为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女儿是大学在读生，爱好体育运动而且身体强健。他们已经成人而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在美国，这个年龄已经开始独立生活了。母亲不再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17岁的叶卡捷林娜·日丹诺娃和22岁的约瑟夫·阿利卢耶夫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据报道，他们说丝毫没有感到不安，母亲斯韦特兰娜不过是在瑞士停留一小段时间，很快就会返回莫斯科。但是，在照片上他们的表情却使报道内容显得缺乏可信度。
身在瑞士的斯韦特兰娜也看到了报纸。“报纸上已出现奥夏和卡佳的照片。我认出了我家的客厅,我的心为之一阵紧缩。……他们的神情多么凄楚啊！干嘛要上他们那儿去？干嘛要去盘问孩子们，折磨他们，揭他们的疮疤呢？多不人道啊！”在临时栖身的圣安东修道院里，斯韦特兰娜失声痛哭，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为自己哭泣，为儿女哭泣……。负责照料她的修女劝慰无效，只好呆在一旁默默祈祷。
当母亲突然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后，两个子女顿觉天塌地陷。他们的生活的世界完全乱了套，亲友们几乎被隔绝，围绕在身旁的人大多是记者和特工。他们身不由己的被安排参加访谈，表态发言，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处于国家机器的监控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长子约瑟夫逐渐适应了生活的变化，而小女儿卡佳始终未能走出阴影，变得沉默不语，落落寡合。子女与母亲之间的隔阂无可避免的产生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深。
1969年，斯韦特兰娜怀着侥幸心理，拨通了莫斯科家里的电话号码。她刚听到儿子约瑟夫“喂……”了一声，电话就被掐断了。无论何时何地，克格勃特工始终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斯韦特兰娜辗转从朋友处得知，她的子女处境非常困难。
在普林斯顿定居之后，斯韦特兰娜接受奥尔吉瓦娜·劳埃德·赖特的访问邀请。奥尔吉瓦娜是蜚声世界的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遗孀，她极力劝说斯韦特兰娜去参观他们的塔里辛建筑艺术社团，为纪念已故的老赖特，社团在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建造了两所园区。奥尔吉瓦娜告诉她，她有一个女儿，也叫斯韦特兰娜，23年前死于车祸。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认为，也许从奥尔吉瓦娜身上，能够隐约回忆起自己母亲的些许影子。
1970年3月，斯韦特兰娜来到了斯科茨代尔，一座弥漫着橙花芳香、气候宜人的小城。在塔里辛社团——赖特园区的第一天，她应邀参加一个正式晚宴，在那里，她被引导着坐在一张长长的、打磨得鲜明红亮的餐桌右首端。这次集会的安排，是因为奥尔吉瓦娜相信斯韦特兰娜是她同名女儿的转世。她希望这个新来的斯韦特兰娜，能够嫁给她已故女儿的丈夫——威斯利·彼得斯，那个身穿沙色晚礼服、紫罗兰色带皱边衬衫，坐在她旁边的高个子男人。
很快，彼得斯就带着斯维特兰娜去参观塔里辛园区建筑。他是一位相貌英俊的建筑师，十年前因为牵头负责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设项目而闻名美国。第二天，俩人乘坐彼得斯的凯迪拉克游览城市。斯韦特兰娜说：“我突然觉得，坐在这个人身旁有一种信赖感，平静感。”三周之后，他们结婚了。
斯韦特兰娜与彼得斯在婚礼上
斯韦特兰娜和彼得斯参加女儿奥尔加洗礼仪式
斯韦特兰娜和威斯利在斯科茨代尔赖特园区的公寓里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又去了威斯康辛州的斯普林-格林，赖特社团搬到那里过夏天。在一次谈话中她告诉我，韦斯（威斯利的昵称）是第一个在性生活中令她感受到爱意的男人。然而，奥尔吉瓦娜操控着塔里辛社团生活的方方面面。社团里每个成员都对她唯唯诺诺，向她忏悔所有的过错，不允许有丝毫对她不敬的行为。在那里生活了3个月之后，斯韦特兰娜给凯南写信：“我很伤心，仿佛再次置身于很久以前逃离的残酷俄罗斯故乡，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强迫自己做违心的事，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被迫在强权之下低头。一切都太可悲了，但我会存活下去。”
在44岁时，斯韦特兰娜怀孕了。奥尔吉瓦娜认为怀孕会使人分心并带来麻烦。据斯韦特兰娜说，她担心孩子们会破坏与死者的沟通，要求斯韦特兰娜堕胎。斯韦特兰娜拒绝了，她在1971年5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奥尔加，沿用了自己外婆的名字。她的第三个孩子比二女儿晚生二十年，留在苏联的两个孩子和她再没有任何联系。奥尔加出生后不久，斯韦特兰娜就搬出了园区公寓。韦斯对工作的迷恋超过对妻子的忠诚，他选择留了下来。“孩子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斯韦特兰娜在写给我的信中说，“然而在我看来，比起这个专制的女人，我父亲那样的独裁者还稍许‘正常’一点。”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与彼得斯结婚后，改名拉娜·彼得斯，并加入了塔里辛社团，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然而始料未及，这次经历是她在美国最糟心的一段生活。塔里辛社团是一个很奇葩的组织，有如苏联的共产主义集体科生活，却又带着某种邪教色彩。成员们为社团工作，在社团提供的公寓和食堂里免费住宿和就餐，参加社团组织的社交舞会、集体旅游，但是社团不给成员支付任何劳动报酬。除此之外，总裁奥尔吉瓦娜采取种种手段，对社团成员进行思想和行为的全面控制。斯韦特兰娜生下奥尔加之后，由于社团成员们对孩子表现亲热，使奥尔吉瓦娜心怀嫉妒，认为大家对孩子的热情冲淡了对她已故丈夫赖特（神一般的偶像）的敬仰，她们的矛盾很快尖锐化。斯韦特兰娜感到愤懑，她发觉自己刚刚走出一个大专制社会，又进入了另一个小专制社会，她因此选择了离去。
在斯韦特兰娜生命的前45年中，钱从来不是问题。她父亲从未花过钱，既没有需要，也没有为此操过心。斯韦特兰娜年青时，她的生活由国家照料。她刚到美国时，她写的两本畅销书使她成了富人。但是她花钱太无顾忌，奥尔吉瓦娜要求她为塔里辛公司提供捐助，而韦斯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结婚伊始，斯韦特兰娜就为他还清了巨额债务。后来，她又出资帮助韦斯及前妻的儿子筹建了一个短命的肉牛养殖场。在斯韦特兰娜与韦斯协议离婚后，她的律师沃尔特·波曾（凯南的女婿）花费了一年时间来厘清财产分割事宜。一天半夜时分，他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斯韦特兰娜打来的。
“我不想在协议上签字，”波曾回忆说。她依然爱着彼得斯，不想从他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你买不回他的心！”波曾厉声说道。斯韦特兰娜挂断了电话。她没有拿回自己的钱，她和波曾恢复联系已是5年之后。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初到美国似乎就梦想成真，她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畅销书作家，创建了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为印度丈夫辛格家乡的贫穷孩子建设学校，为流落西方的俄国移民提供资助……。但是，没有人提醒或帮助她进行理财，以免坐吃山空。与彼得斯结婚之后，她立即建立了两人的共同帐户，并将自己的资金转移到这个帐户中来。蜜月期间，她为新婚丈夫彼得斯偿还了49万美元的债务。为了帮助丈夫和继子筹集购买农场的款项，她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现金，还卖掉了自己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住宅。即便与丈夫分手，她也不忍心拿走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为此不惜与自己的律师闹翻。她的爱心泛滥使她后来的生活变得十分拮据。
媒体对斯韦特兰娜与彼得斯离婚事件进行了炒作，导致她的公众形象受到影响，一些朋友与她断绝了交往。她在苏联习以为常地经历了数次婚变，对美国人保守的婚姻态度很不理解，这使得她在美国社会更加孤立。
离开塔里辛社团之后，斯韦特兰娜回到了普林斯顿。不断有男人向她示爱，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堪其扰。她开始四处游走：从新泽西去了加利福尼亚，从那里又转道回来。“妈妈已经习惯于每年四处走动，有时一年出去两次，”奥尔加对我说。“她每年的11月总要换个新去处，自打她妈妈死后就是这样。”斯韦特兰娜写道，朋友们纷纷弃她而去，因此她“不得不盲目前行。我一再犯错：由于财产经纪人的诱导，由于一次不着调的交往，由于各种各样不良情绪影响……。”
她和凯南定期定期有信件相互往来。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她的语气改变了。她生气的原因，是凯南没有下功夫推销她的书，而且他聘请的律师已经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英文版权转让给了该书译者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兰。斯韦特兰娜认为，从赚钱考虑，她需要书籍再版印刷，而失去了版权则使她一筹莫展。
对于每次责怪，凯南都会以克制的态度回应，最后以斯韦特兰娜的道歉告终。但另一方面她也会再次提醒，她认为凯南自己也有很多错处：
1976年4月28日：
“亲爱的乔治，你很不开心，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经常不善于掩饰自己。你总是不允许自己做你想做的事。你把你自己和你的全部生活都用框框条条限制起来（请原谅我！），那个要命的长老会教义，只有在布道演讲中才是‘好’的。”
1977年9月5日：
“无论如何，我多年来没有为别人的信哭过，但你却让我流泪。我知道全世界没有人比你更能理解我奇怪的生活，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你这样做了。”
1979年8月4日：
“的确，在我们同舟共济这么多年以后，友谊却已破裂，甚至对过去事情的看法也似乎不尽相同，真是令人伤心……。再见了，乔治。我感到很抱歉，毕竟你把自己与我的名字相联系了这么长时间。”
1983年1月27日：
“他们欺骗了我……。我以为自己收到的是预付款。而事实是，我把自己写的书全部版权都给卖掉了……。你从来不想听真话，因为你只喜欢听花样百出的笑话。我找过各种各样的律师，拼命想要夺回我的权利，只他妈的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译者注】斯韦特兰娜赴美之前滞留瑞士期间，美国出版界嗅到商机，众多出版商纷纷赶往日内瓦，想与她签订《致友人二十封信》的出版合同。哈珀和罗出版公司先声夺人，以150万美元购得该书版权。斯韦特兰娜虽然已是不惑之年，但她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还不及美国的一个小学生。她不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商业化社会，与个人权益事事受控的苏联完全是天壤之别。她虽然谙熟英语，但是读不懂那些条款繁杂、充满生僻商业用语的合同。面对150万满满一箱美钞，她只弱弱地问了一句：“这是预付款吗？”对方含糊其辞的回答：“就算是吧。”她不假思索就在合同上签字，如同在苏联办理出国手续一样。那时她询问苏联官员这些签名是为了什么？“反正说了你也不懂，你只管签字就是了，这些都是办理手续必须的。”得到的是如此回答。现在她顺从的在一份份合同上签字，以为这是在美国入境必须履行的手续。许久之后，她才明白这些签字使自己失去了著作版权，深感受骗上当，这使她对美国社会的好感瞬间烟消云散。在美国40年间，她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充满愤怒之情。
80年代初期，斯韦特兰娜移居英格兰，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相信，能够在那里为奥尔加找到更好的学校。
奥尔加直到11岁才知道她姥爷是谁。有一天，一大帮摄影记者出现在英格兰她就读的学校里，一位管理员不得不让她藏进自己的汽车，用一块毯子蒙住，偷偷带出校园。那天晚上，母亲对她讲述了身世。“那是一大堆庞杂繁复的往事，”奥尔加告诉我。“但是，妈妈总得要把这些事情阐述清楚。”
【译者注】为了不让“斯大林”这个姓氏使后辈的生活蒙受阴影，斯韦特兰娜对女儿隐瞒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奥尔加只知道母亲是拉娜·彼得斯，不知道她真名叫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更不知道自己的姥爷是斯大林。她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并不责怪母亲，而是对她的行为表示理解。她象母亲一样，结婚后改名为克丽丝·埃文斯，在美国社会隐姓埋名地生活。
斯韦特兰娜与女儿奥尔加（1979）
母女与宠物狗在一起合影（1981）
斯韦特兰娜与奥尔加在英国剑桥（1982）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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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春草君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