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颠沛流离的生活（一

尼古拉斯·汤普森｜文        陆霖｜译

《纽约人》杂志2014年3月31日发布

1967年4月21日，纽约肯尼迪机场，约瑟夫·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迈开富有弹性的步履，沿着瑞士航空公司班机舷梯轻快走下来。她年届41岁，穿一件优雅简洁的白色双排扣外衣。“大家好！”她向停机坪上的记者群大声招呼，“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斯韦特兰娜一举成为冷战时期最著名的叛逃者。她是1953年去世的斯大林唯一在世的孩子，曾经的“克里姆林宫小公主”。直到几个月前，她还从未踏出过苏联国境。不过，她在肯尼迪机场说，她希望在美国找到自由和人生的机遇。她风趣怡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泰晤士报》连篇累牍的刊发她到来的报道；中情局官员在初次面谈的备忘录中加了这样的注释：“想必我们对斯大林女儿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以至于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富有魅力的中年主妇，就是她所称的那个人。”

斯韦特兰娜后来写道：“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长岛高速公路。”土地宽广辽阔，人们喜笑颜开。在共产主义国度生活了半辈子之后，她终于觉得“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 在她到达几天之后，斯韦特兰娜在广场大酒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四百名记者出席。有人问她是否打算申请公民身份。“婚姻之前应该有爱情，”她回答。“所以，如果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爱我，那么婚姻自然不成问题。”

【 译者注 】 在踏上美国土地之前，斯韦特兰娜已经在瑞士滞留了6个星期，等待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刚刚走出了被遣返苏联恐怖的阴影。但她并不知道，她仍然是美苏缓和关系中的一枚烫手山芋。美国政府只给了她旅游签证，以便在影响到国家利益之时，可以把她作为“一位到美国旅游和出书的苏联女公民”再度抛出去。她更不知道的是，莫斯科方面下令克格勃制订了暗杀她的行动方案，只是因为担心在美国多年营造的间谍网可能因此毁于一旦，这次行动才被取消。

斯韦特兰娜能够成功出逃美国，很大程度还取决于她的好运气。首先是由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是政府聘用的一位颇具善心的学者，他在未经华盛顿方面许可之前，就安排人员将她送上了最早飞离德里的航班，任何一名循规蹈矩的职业外交官都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否则，斯韦特兰娜将会因莫斯科施压而被印度政府扣留和遣返。其次，由于约翰逊总统出于人道考虑，终于没有将她推出去，她因此在美驻留一年多之后获得了绿卡。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中，小人物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斯韦特兰娜凭借自身的勇气，毅然迈出走向新生活决定性一步，从而成为斯大林3个子女中命运最好、活得最长的人。

前驻苏联大使、美国关于俄罗斯问题最杰出的专家之一的乔治·凯南帮助了斯韦特兰娜的叛逃，并在他居住的普林斯顿帮助她找到寓所安顿下来。1967年秋，在凯南的帮助下，她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通过给物理学家费奥多尔·沃尔肯斯泰因的系列信札，描述了她家庭的悲惨历史。这本书传达的信息似乎是，作为斯大林的亲戚，几乎和作为他的臣民一样令人恐怖。两年后，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决定逃离苏联前后几个月的回忆录《仅仅一年》。在《纽约人》杂志上，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激动不已的写道：这本书“具有《日瓦戈医生》一样的勇气和激情”。《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成为畅销书，给斯韦特兰娜带来了丰厚财富。苏联克格勃给她取了个绰号“库库什卡”，意思是“战场布谷鸟”。

【译者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写于1963年，距父亲粗暴掐断女儿的作家梦过去了20周年，距斯大林去世已有10年。当时，正值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并开始苏联第一次改革的时期，政治气候比较自由和松动。其时斯韦特兰娜身边聚集着一批知识界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是两次大清洗的幸存者，或是“人民的敌人”后代。他们十分理解和同情斯韦特兰娜，并没有将她视为暴君的女儿，而是把她当作受害者的一员。

在他们的鼓励下，她以信件这种易于自由发挥的方式，向朋友倾诉积压多年的内心悲痛：在父亲发动的大清洗中，与她的家庭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死去了，譬如基洛夫叔叔和布哈林叔叔，后者是孩子们的最爱，每当布哈林来到她们的别墅，整个家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她的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从此她便没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父亲觉得对他不够恭顺的族人被杀死了，譬如雷登斯舅舅和亚历山大舅舅，后者宁死也不向斯大林求饶。没有被杀的族人被投入集中营，例如安娜姨妈和叶芙吉妮娅舅妈，后者不堪忍受酷刑拷打，承认了对她指控的种种罪名：间谍罪、谋杀亲夫、里通外国……。没有被杀或被投入监狱的族人因为伤心而死，譬如集中营里的玛丽亚舅妈在获悉丈夫死讯后溘然辞世，巴维尔舅舅目睹众多亲人离世而心脏破裂，猝死在他的办公室里。从1934年到1948年，家族中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容易数得清，譬如幸存下来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忍受的是另一种折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一个个被杀或被抓，而他们却战战兢兢，不敢向那个位高权重的女婿询问哪怕是一句话……。

收信人费奥多尔·沃尔肯斯泰因虽然是一个科学家，却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是斯韦特兰娜的密友。他给予这部作品充分的肯定，并且以手抄本形式，在极小的朋友圈内秘密流传。不久之后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政治气候再度严苛，斯韦特兰娜听从朋友的建议，通过印度大使将手稿转移到了国外。如果苏联当局知晓这部手稿的存在，它断然免不了被抄没的命运。斯韦特兰娜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十分珍视，这部作品如同她的孩子，费尽了她的心血。但是，对于第二本书《仅仅一年》，她却说美国评论界对它的赞誉都是溢美之辞，过分而且虚假。

然而，公众对斯韦特兰娜的痴迷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开始拒绝采访，新闻界也开始对她失去兴趣：这是个身份特殊的叛逃者，却没有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度。她继续写作，但她发表作品却不再找美国出版商。通过媒体零零星星报道披露，她的生活变得孤独和不愉快。1985年，《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斯韦特兰娜描述为一个茕茕孑立、过度辛劳、心怀怨恨、专横暴躁的女人。“她的好斗在与父亲的反目中达到顶峰，父女俩在性格上相似得无以复加。”文章作者这样写道。

到冷战结束时，斯韦特兰娜几乎完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只有《泰晤士报》在1992年刊登过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只有短短五小段文字，说她“在一个福利院里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2006年，由于对凯南的研究课题以及撰写一本关于冷战书籍的需要，我决定给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信。根据维基百科介绍，她目前住在威斯康星州。我在该州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家庭资料库中，找到一条包含她姓氏的地址，便发了一封信。我觉得这封信似乎不太可能送到她手里，倘若如此，收到回信的希望也很渺茫。然而一周之后，一个厚厚的信封寄到我手中，里面装着六页紧紧折叠、上面标记着“个人机密”的手写信笺，信上说：

“首先，我得为自己用手写回信表示歉意——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旧者，厌恶所有机械装置（包括互联网，电视，微波炉等等…...）。我知道，自己拙劣的笔迹对所有年青人而言是多么的难以辨识，对专职秘书也是如此。唉，但是我能为你和其他人所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她急切地想讨论凯南：“我很乐意回答你关于凯南大使的所有问题。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他在1967年非常慷慨地帮助了我。后来，他想要我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代政治史……但是我谢绝了，虽然父亲非常希望我在政治史这个领域里有出类拔萃成就。”

【译者注 】 斯韦特兰娜谢绝了凯南为她谋到的大学教师职业之后，就失去了进入美国知识界的机会。当时形形色色的人向她发出邀请，想邀她参加苏联问题研究会、参加巡回演讲团、重金聘请她担任斯大林传记作者……,她一概拒绝了，她只想成为作家，这是一种自由职业。凯南虽然是斯韦特兰娜最信任的人之一，对他的建议她会给予重视，但是对父亲的逆反心理长期困扰着她，使她不能作出正确判断。中学毕业时，她的志愿是报考莫斯科大学文学系，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强迫她报考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她又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在莫斯科大学当政治历史讲师。初到美国之时，固执的性格使她没有接受自己所熟悉的职业，导致她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并因此而终生漂泊，直到晚年她才有所醒悟，但是悔之已晚。

她在信中写道，由于她过去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导致她现在困在一个老年妇女之家。

“无论如何，关于我的许多谎言和诽谤四处流传，并且登在报刊上！……明年4月22日是我在美国度过的40周年，这是从两本畅销书开始的。现在我过着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平静生活——感谢罗斯福总统为福利事业所做的贡献！……40年之后，我在美国依然是一个客人，毕竟‘在家’的时候不太多。”

我们开始在信件里谈及凯南。在冷战初期，他参与制定了美国对东方阵营的遏制政策，之后成为最具才能的评论家之一。我这本关于冷战的书名为《鹰派与鸽派》，凯南属于鸽派。这个课题我已经研究长达一年半之久，还从未见过像斯韦特兰娜那样敏锐洞察凯南性格的人。

我每个月定期给斯韦特兰娜写两次信，后来也开始问及她的生活情况。她寄来的有时是潦草难辨的手写回信，有时是打字机的打印文本，用下划线、插入语以及不熟练的自绘草图来注释内容，她称之为“全方位”表述。在通信交往一年之后，我前去拜访了她。

时年81岁的斯韦特兰娜，住在威斯康辛州斯普林格林的一个老年人中心，这个小镇住有1600人。我们见面时，她穿着宽松的灰色运动服，还戴着一副太阳镜——这是因为最近刚做了白内障手术。她又矮又瘦，曾经浓密的红发变成了稀薄的白发。由于脊柱增生，她行走时使用了一根拐杖。她给我看了位于二楼的卧室，这是一个公寓的小单间，窗户旁边摆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部打字机。她的书架上放着陈旧的《国家地理》视频录像带、加州地图、巴厘蜡染画、海明威作品集，还有她父亲用过的俄英词典。

【译者注 】 斯韦特兰娜1980年代重返苏联，带回的遗物就是这本斯大林用过的俄英词典。她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恨爱交织，恨的成份居多。但是随着年龄渐入晚境，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思念。这本词典她一直带在身边，至死不离不弃。

斯韦特兰娜很欢迎我的来访。就像那些长时间没有倾诉对象的人那样，她显得十分健谈。谈话持续了几小时之后，她想出去散步。我们走近楼梯口，我想去搀扶她，但她拨开了我的手。我们沿着宁静的街道往前走，来到一个正在进行廉价大甩卖的车库，一个穿着哈雷-戴维森T恤的男子正在那里叫卖一个铁制小书架。男子问斯韦特兰娜是否愿意买下这个书架。她回答说她买不起，现在她只有25美元，除非等到下月初她的退休金支票寄来才行，她问出售者可不可以先保留下来，到时候她再来付款。

男子开始不愿意，但她说服了他。当我们继续散步时，“你会讲德语吗？” 那男人用德语喊道。她蹒跚着向前走，没有回头。“人们认为我有德国口音，我通常说，‘是的，我有一个德国外婆。’”她对我说，突然大笑起来。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斯韦特兰娜德国血统的外祖母奥尔加只有14岁，她从被禁闭的家中的窗户爬了出去，与心上人一起私奔了。奥尔加的女儿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16岁时与约瑟夫·斯大林私奔。当时斯大林38岁，是一名的神学院教师、诗人，同时也是她们家庭的亲密朋友，后来成为革命领袖。

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是上一次婚姻的结果。他和阿利卢耶娃还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瓦西里和斯韦特兰娜，而女儿是斯大林的最为溺宠的对象。他们一直在玩一种游戏，她会给斯大林发送一些短简，下达诸如此类的命令：“我命令你带我去剧院”、“我命令你让我去看电影”。他的回信则是：“遵命”、“服从”，或者“一切照办”。他称女儿为“小管家斯坦卡”，回信末尾的签名是“管家不幸的秘书”、“可怜的农夫”。这种游戏在她整个幼年时期贯穿始终。

娜佳去世时，斯韦特兰娜才六岁，她被告知母亲死于阑尾炎。然而在15岁时的某一天，她为了学习英语，在家看翻阅西方出版的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她父亲的文章，上面提到娜佳是自杀的。外婆奥尔加证实了这一点，并告诉斯韦特兰娜，她曾警告女儿不要嫁给斯大林。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斯韦特兰娜写道：“整件事几乎把我逼疯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被摧毁，我再也不能相信父亲的话，也不能顺从他的意愿了。”

【译者注】 斯韦特兰娜的母亲娜杰日达（娜佳）曾对友人说过继子雅可夫自杀的事。雅可夫与一个名叫卓雅·古妮娅的犹太姑娘恋爱了，他向父亲请求允许他们结婚，但是遭到斯大林粗暴的反对。娜佳说，她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哭着跑出来，屋里的雅可夫呆若木鸡，绝望的表情令人心碎。娜佳与丈夫爆发了剧烈争吵，却听到房间里传出一声枪响，他们看到雅可夫倒在血泊中，他向自己的心脏开枪，射偏的子弹穿过肺部。惊惶失措的继母忙着给雅可夫止血、打电话求救；生父则站在一旁，冷冷的嘲弄说：“哈，连枪都打不准。”

继子自杀事件给娜佳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她在自己胸部刺了一小块纹身，并展示给闺蜜看，说“这就是心脏的位置”。几年以后，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上与斯大林发生争执的那个夜晚，娜佳在卧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雅可夫用军用手枪没有做到的事，娜佳却用一支工艺品手枪做到了，她手握哥哥巴维尔送给她的礼品，一把玩具般的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扣动扳机，一枪毙命。枪声如此微弱，以致于屋外没有一个人听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