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国大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国大师成了神一样的存在，当然也因此诞生了一群民国大师粉。经过这些大师粉的大力渲染，大师们飘逸洒脱、卓尔不群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师们有着登峰造极的学术造诣、严谨细致的治学风格、清逸高雅的人文修养、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他们宛如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是夜空中璀璨的群星，对于他们，凡夫俗子只有仰望膜拜，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们往往用民国大师与如今的各界精英做比较，结论是民国大师乃只饮沥泉的鵷鵮，而如今的精英是专吃腐肉的鸱枭，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吗？

如今中国的文教科技精英，确实存在许多不堪的现象，也爆出过大量丑闻，但这些本质上都属于人性的弱点，或者说根本不是弱点，而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那样的，一旦监管缺失，必然流露无遗。民国大师也是人，所以这些弱点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存在，有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如今更甚更直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非如此不能生存，更遑论生活得更好。

某位民国大师以文字犀利著称，他的文字似匕首如投枪，令他的对手们胆寒。这位犀利大师写了大量文章，将当时的政府和权贵骂得狗血淋头，但他从来不用真名，发文都是用各种笔名。苏联人闻之大喜，深以为同志也，于是派人找到大师，希望他用真名发表一篇文章，因为以大师的声望，文章一经发表必然产生重大政治影响，这正是苏联人希望的。他们告诉大师，不要有任何担心，如果发生危险，他们立即接大师去苏联，苏联轮船就停在黄浦江上，可是大师断然拒绝了，他不愿冒这种风险。

还是这位犀利大师，年轻时曾参加反满的革命党，那时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完全照搬帮会那一套，如果要派人去执行自杀式袭击必须通过抽签。汪兆铭就执行过这样的任务，那时他还不是汪逆，而是汪义士，当年他慨然赴死，还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著名诗句。犀利大师有一次也抽到了死签，但他没有去执行这个任务，也没有留下慷慨诗句，他的理由是家中有老母需要奉养。

民国大师大多供职于高等学府，薪水是很高的。可那时国穷民贫，政府财力菲薄，学校经常欠薪，一旦经费到了，要赶紧去领，去晚了就可能领不到薪水，所以发薪时经常引起争抢。据说犀利大师有一次在争抢薪水时被打落两颗门牙，也有人说并无此事，但不管怎样，争抢薪水时的激烈和混乱可见一斑，大师们并未显出大师粉们想象中的高风亮节。

某两位大师，因观点不同经常争吵，有一次同事们听他俩吵着吵着没声儿了，过去一看，竟见他们互相拽着头发胡子，掐着对方的脖子扭作一团，自然是发不出声响了。大师粉们笑着说这两位大师真是率性得可爱。粉丝可以维护他们的偶像，但不能无耻!他们这是率性和可爱吗？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两个名满天下的大师，就这样在堂堂高等学府中痞子般地打斗，师道尊严何在？为人师表焉存？这是妥妥地文人无行!

某位以眼神深邃睿智的照片闻名于世的大师，居然为了一些琐事与邻居大打出手，大师粉们同样饰以率性可爱。既然如此，邻里间泼妇的撕扯打骂又作何解，难道也是可爱吗？

如今许多人无比羡慕民国大师们浪漫优雅的生活方式，梁思成与林徽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才子佳人故事更是被万般膜拜。但这些人其实是叶公好龙，真要让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只怕一天也扛不住，先不论陆小曼这样的女人有几人能承受得了，就梁思成家而言，如果有人公开说喜欢你老婆，你家无论搬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无论你在不在家，那个男人都登堂入室与你老婆欢笑攀谈，你又如何自处，而那个男人却说他不图什么，就闻闻味儿，你又情何以堪!

大师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屠格涅夫对波丽娜追随一生的精神恋爱，这是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的神交友情，可不是大师的大师粉们对这种生活是尝试不起的。

在大师粉眼里，民国大师是人类菁英中的菁英，他们学术水平在地球上已经无出其右，只有外星人才能与他们一较高下。

可是不要忘了，只有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茂盛的植物，结出饱满的果实，而在贫瘠之地，只要植物能存活已是大功一件，至于它们长得怎样已经不重要了。

在民国年间，中国国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只要能写会算就是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就是大知识分子，能读到本科已属人中龙凤。而那些民国大师们有许多是留洋回来的，洋装在身，洋文在口，在文盲国人眼中，他们的学问自然深不可测，不是神又是什么？

在民国军队中，往往一支部队里只有一个文书识字，如果这个人跑了或者死了，那么部队将无法读懂上级的命令，也不能看懂地图，更不能与友邻部队进行情报交换，于是成了无头苍蝇，只能任人宰割。所以那个识字的文书极其重要，就因为他识字，至于他的学识水平怎样，对那支部队来说并不重要，民国大师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就是那支部队里的文书。

民国大师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其实很容易搞清楚，毕竟那段历史并不久远，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音容笑貌、亲耳聆听过他们谆谆教诲的人也不乏在世的。

民国翻译大师林琴南，翻译了《茶花女》等大量西方名著，可是这个翻译大师却不识一个外文，他是通过别人的口述来再创作的。这样的大师在如今恐怕只能被称作奇葩，如果要将他尊为大师，大概没人能答应吧。

经亨颐是大学校长，民国参议员，当然也是民国大师。他认为故宫是专治的象征，他做出提案，欲将其拆毁。幸亏吴大帅拍案而起，凭其虎威专横地摄止了这一民主提案，否则故宫早像北京城墙一样被民主了。

某国学大师研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字，因此必须废除中文，采用拼音文字，这岂不是要毁灭中华文明，即使后来的文革也没有如此疯狂。

某历史大家皓首穷经研究了一辈子，认为中国文明来自西亚，夏商周都不存在，直到被殷墟的发现打了脸。

大师粉们会说，那是时代的局限，任何人都不能超脱。应该承认，做学问的确有时代局限，西方学者也有，但伏尔泰不会因此要废了法文，雨果不会鼓噪拆了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更不会要砸了克里姆林宫!所以他们才是全人类公认的大师，即使没有大师粉，他们的成就也一样光耀千秋。

民国年间，由于知识人口的种群太小，以致在人才选拔上出现了许多奇怪现象，为了在稀少的知识分子中培养精英，让许多某些学科只得几分甚至零分的考生进入顶级学府，而他们后来都成了民国大师。这种畸形的选材方式如今竟然被当做佳话，被人拿来抨击如今教育制度的僵化，指责其湮没扼杀了无数人才。

那么有一个学科得零分，真的对这位学者今后的治学没有影响吗？客观地说，知识结构不均衡，思维方式也一定不健全， 怎么可能不对他的学问产生影响？西方许多大家往往是跨学科的，达芬奇是个大画家，同时也是个杰出的科学家；罗素是名哲学家，可他又是个数学家；俄罗斯音乐家鲍罗丁的职业是个化学家。正因为均衡丰富的知识结构，才奠定了他们宽广深厚的思想格局，产生了绵长睿智的思维线路，才使他们创作出了被公认为人类文化瑰宝的传世作品，而这样的高度，是零分大师们难以企及的。

曾经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说珍宝岛作战期间，我军穿甲弹无法射穿苏联T62坦克的装甲，情急之下，就找到了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的一位民国大师。这位大师掏出笔来在香烟壳上写了几段公式，兵工厂按这些公式马上生产出了威力强大的穿甲弹，击毁了苏联坦克。

写下这个故事的作者，即使数学不是零分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对理化学科和工学缺乏基本常识，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所以才会杜撰这样的神话故事。中国文人素有附会的恶习，千余年来始终不绝，根本原因就是文人不懂自然科学，于是就敢于附会，也就是无知者无畏!所以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知识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民国存在了将近四十多，而民国大师们活跃的时间更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是中国文教科技领域的担纲者，直到文革前后，他们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文革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悲惨的，极左路线对他们竭尽迫害打压之能事，导致许多人含恨而死。极左分子们为了贬低知识分子想出了各种歪招，他们逼着年高德昭的医学教授去和小护士比注射，老眼昏花的教授怎是眼明手快的护士对手，于是就说教授是不学无术的假权威和真草包。这种比试极其荒唐，按这种逻辑，一个教授如果不会要饭，就可以说他连要饭的都不如。到后来，又想出了对教授们进行考试的怪招，那时不仅教授考学生，学生也可以考教授，北京上海都进行过这样的考试。虽然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但考试却产生了意外的结果，无意中也折射出了某些民国大师的真实水平。

北京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和零分者占三成，

上海也对全市18所高校650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这个考试结果及比例与北京大体相近。参加考试的教授学者中，有许多是民国大师。

考试中，冰的熔解热是多少，身为清华大学力学“权威”的钱大师、北京大学热力学专家王大师都没有答出来，本专业的常识题却答不出，实在汗颜。大师自己事后也承认，这次“考糊了”。也许是大师思维系统中的熔断保护系统多年没有校验，整定值偏移了，所以一遭浪涌冲击就熔断了，看来要重新整定，再加一个浪涌吸收回路。

当时清华的一位何大师曾说：“全校四十多个专业都能说上话，凭我一支笔、一张纸，就能算出人造卫星的轨道。”而这次他居然考了不及格，在答题中出现了-2-1/2-1/2=1的大笑话，照何大师这样算法，人造卫星不知跑哪儿去了。

某位以“黄河清圣人出”闻名的水利学泰斗，考完后满脸羞愧，连声自嘲：“原形毕露!原形毕露!”

新中国即将成立时，要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于是想设计一个用来升旗的电动旗杆。结果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一个能做这种设计的人，眼看开国大典临近，办事人员急得团团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设计电动旗杆的工程师，才算没有误了大事。

此事想来也是令人费解，当时民国大师们虽有一些人离开了中国，但大部分留了下来，而且云集在北大清华，他们中不乏工学大师。像电动旗杆这样的简单工程，不过寥寥几张图纸，随便哪个大师出马，还不是一挥而就，可是却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国解忧。也许这是大师们的清高作祟，毕竟堂堂大师却设计这么个简单项目，有辱大师盛名。正如一个武林高手在遇到一个很弱的对手时会让他为难，一拳打死对方吧，人家会说高手恃强凌弱，两拳打死他吧，又怕坏了高手威名，因为打死这么弱的对手居然还要用两拳，于是武林高手索性高挂免战牌，做猛虎在山之势，既不会出丑又保全了威名，岂不美哉。

总之，民国大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用也毋庸置疑。在那个遍地文盲的年代里，是他们传承了中华文化，也是他们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如果没有他们，中国会因为文化断裂而陷入无边的黑暗，也无法感受世界文明进步的脉搏，就这个意义而言，对他们做出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但也不应将他们神化。如今的人们因为不满于当代精英中的乱像，而把他们理想中的精英形象附会到了民国大师们身上，给他们披上了一件虚幻的外衣，这是不客观的，大师粉们应该对此有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