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姐姐工作的落实，父母们的重心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此时的他们已然发现，曾经年级前10的我，已经降到了班级30名。
于是，在我上高中后，父母第一次召开了家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有没有可能提高成绩，如果考不上大学，后面该怎么办。
会议回顾了我前面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把我历次的考试成绩和排名进行汇总和比较，让我自己分析每一次成绩变化的原因。
最后，父母问我：“还记得当时决然要读高中时的初心吗？”
我说：“记得。”
父母问：“是什么？”
我说：“考大学。”
父母又问：“考上大学是为了什么？”
我说：“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就是，…。”
至此，我也才明白，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想好自己为什么要去选择读高中。或许就是为了一份自尊，或许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每每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动力所在，很容易萌生退意。
父母说，从我选择高中开始，我就该知道，要从此为自己负责了。因为那样一条路已经超越了父母们的能力范围，他们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如何指导我去学习，告诉我怎样才能考上大学了。
父母对我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一切都还不迟，只要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无论最后考上什么样的学校，都是他们的骄傲。
那一次会议，我没有得到任何预想的批评和指责，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时那刻，如果是一番疾风骤雨般的猛烈批评，我或许会好受点，也会轻松些，但是面对父母们明明失望却装作无所谓的神情，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是知道的，为了供我和姐姐读书，父母几乎是用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如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母亲，一个从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妇女，也不会努力去参加扫盲班，几十岁年纪还去学习上、中、下，大、小、多、少，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去做点小生意，会算钱，会记账，进货的时候不被别人骗。
母亲从拎小菜篮子，到推个板车，到骑自行拖个篓子，再到搭个茅草屋开店直至今天经营一家超市，对于母亲来说，什么能赚钱，她就捣鼓什么。
那些年，她炸过油条，卖过煎饺，去河堤卖过橘子，煮过盐水鹅，烤过鸭子，烧过凉菜，卤过猪头，卖过饲料和米糠，无论南货和北货，在她眼里能赚钱就行。而这一切辛劳的背后，只是为了我们姐弟俩能够按时交够学费，能够不用担心没钱购买学习用品和书籍，而这一点在那个时候的苏北农村是非常难能的。
如果说，之前不顾一切上高中，只是为了争一口气，争个面子的话，那么直到那年暑假，直到那次会议之后，我才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不能让父母白辛苦了，我必须得考上大学，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1997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平常的一年，对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一年，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前后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里流行一首歌，那就是刘德华的那首全球同步发行的《中国人》，“五千年的风和雨呀，…，”很多次，我们都是听着听着，就整个宿舍一起唱起来了，唱到最后，直接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就在我们急切期盼香港回归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在同学们中掀起轩然大波。这件事或许今天还有很多记得，那就是我们男生的集体偶像，拳王泰森，他在一场拳击比赛中用牙齿咬伤了对手霍利菲尔德的耳朵。
那一场比赛，很多同学都看了，当然，我们是带着明显倾向去看的，我们从没有认为泰森有什么不对，而一致认为是霍利菲尔德的打法太流氓了，被咬的活该。
如果说，小学时候的小虎队，是我们集体偶像的话，那么到了中学后，拳坛不败的神话泰森则为我们每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为他的存在，我们更加相信，只要有能力，出生不是问题。可从他被击败的那一刻，我们很多人内心都不是滋味。这当然不是我们有多么崇拜他，而是很多人都曾经把他的成功当成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方式。
关于学习，我的默默努力，是从一言一行开始的。一旦我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有个结果。为了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我在校门外的一家小饭店里带伙了。
一放学，当别人都奔跑者去食堂排队的时候，我却快步走出校门，在小饭店里坐下来就吃。在那里，花钱不多，不仅可以吃的很好，而且可以加强学习。因为老板娘的店铺里，有一台很小的彩色电视机。每天，我都是边吃饭，边看新闻的，刚开始，只是无意识的有什么看什么，后来才发现，每天看看电视新闻对于自己的政治考试成绩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于是，我就养成了一种关心时政的习惯。
因为长时间的带伙，和老板娘就熟悉了，刚开始没钱也能直接吃饭，下顿带来就行，后来每个月都可以先吃饭再付钱，发展到再后来，老板娘就成了我的干娘，吃饭就不要钱了。
虽然这个干妈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许可，但是通过我口中的描述，父母早就知道了这个高中校园门口，对我照顾有加的老板娘。从我喊她第一声干妈开始，吃饭就不要钱了。我虽然知道，她其实也不在乎我每天吃的几块钱，但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每每周末可以回家的时候，也会带些农村的特产来孝敬她。这样的习惯，从毕业之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说起干妈，我至今一共认了四个。
一位是姐姐的干妈，从小跟着姐姐喊，喊惯了，就一直喊到现在。
那个时候，姐姐干妈家的伙食很好，而我因此也跟着姐姐享受了不少待遇。因此，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喊的比她还要勤快和兴奋。
一位是去香港旅行时结识的，我和妻子属于穷游，除了必须的费用，我们什么都不想买。可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导游，有时候不买还真受不了他的气，所以为了避免受气，我就在旅行团里，认了一位出手阔绰，购买力极强的阿姨做干妈。
后来，导游再对我们指手画脚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喊什么喊，你不知道，我干妈已经买了很多了吗，难道我们一家人要每个人都买才行吗？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让我妈什么都不买。
听我如此说，导游再没有找过我们什么麻烦。
还有一位干妈，就是高中校园门口的那位老板娘。这位干妈从来不问我学习如何，成绩如何，她只问我吃的香不香，吃的饱没饱。但对于我来说，她就如同在校门口陪我读书的家人一般，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地守在那里，无论我什么时候到，都能吃到一口热腾腾的饭。
那样的感觉，是完全超越老板和顾客关系的。在学习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位干妈的存在，也是一盏深夜里闪着亮光的明灯。
第四位干妈，是我同事的妻子。原本绝无可能有所交集的两个人，因为单位组织的一次外出旅行而相识。
那一次，她是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去的，或许从一开始，她就以为我是一个刚工作的小伙子，应该还是单身，通过观察，她觉得我还不错，尤其是在飞机起飞前，帮助她女儿买到了几乎绝望的一张唐卡，让她决定好好找我聊聊。
没想，那时的我已经结婚了。失望之余，阿姨说，虽然我和她的女儿无缘，但是她和我一定是有缘的，于是就在张家界的那个黄龙机场，她成了我的第四位干妈。
这位干妈是一位气质绝佳的人，可遗憾的是，在她退休不久被查出了重症，在病痛折磨了她多年之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期间，我们一直都有通话，我屡次想要前往探望的请求都被她拒绝了。
她说，她愿意我永远记住的是心中曾经美好的影像。而这一点，我真的做到了。
1997年，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的发生看起来和我们躲在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毫不相关，但其实关系很大很大。
香港回归的那一天，1997年7月1日是个星期二，我们正在放假补课期间，那一天上午没有上课，我跑到干妈的小店里，看了一上午的交接仪式。
那一天的小店里很多人都不是为吃饭进来的，都是因为听到我调大的声音而被吸引过去的，一进去就走不开了，因为那时那刻，心中所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是无比强烈的。在那一天之后，围绕香港回归的各类考试题目就陆续出来了，除了数学之外，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几乎各种类型的题目都出来了。
这一年的小浪底截留，长江三峡截流更是不得了的大事，这样的大事，最多的都体现在了政治考题上，最为常见的题目就是，长江三峡截流的顺利实现说明了下面的哪一种规律。
如果说，这些国家大事对于那时的我们最大影响更多体现在考试上的话，那么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则对我们的情感有很大影响。
1997年年初，邓小平同志逝世，那个时候，我们都称之为邓爷爷。邓爷爷的去世，是我记得的第一次和全国人民一起起立默哀的事情。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我们从父母的口中听到了太多太多改革开放前的故事，那些故事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改变这一切的老爷爷，在我们还没有机会对他衷心地说声谢谢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如果说邓爷爷的去世，在这一年的年初举国哀痛的话，那么，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另外一个人的去世至少也让我难过了好一段时间，那就是戴安娜王妃。
我之所以关注她，不是因为她曾经是王妃，而是因为她富于爱心和同情心。
她与100多个慈善团体有联系，是6个慈善团体的主席，还是英国总工会的顾问。她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在津巴布韦为难民分发食品，在萨拉热窝访问战争致残的儿童，在纽约拍卖自己的服装为抗艾滋病和抗癌协会筹款，在波斯尼亚走在插满骷髅标记的雷区旁，为国际性禁止地雷运动作宣传，她以36岁短暂生命，高贵迷人的气质和爱情悲剧的人生，为身处那个时代的我们书写了一部美丽的童话。
或许，我是在她去世后，才真正开始关注她的，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对她去世的不舍与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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