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学院18新三尹晓佳
最近在研读密尔的《论自由》，密尔所主张的观念核心，也就是严复翻译《论自由》进入中国时所译的书名“群己权界论”，简单来说就是探讨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强制和控制个人，这个“多大程度”即是个人与群体权力干涉的界限在哪里。当然，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无处可谈，人们对“自由”毫无体会可言，皇权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百姓们不会像西方这样去追求个人权利的反抗，这也是中西方的根本区别所在，即个体观念的强调。古代中国重人伦，个体是群体下的个体，家国同构，必要时还要为了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而西方当然是个体至上，这样的差别再谈也无意义，而真正引起我对于中国古代思考的是密尔强调的个性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社会用一个标准去压抑和扼杀人的个性，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性。个性是进步的动力，密尔反复提到以古代中国为戒，“中国式的停滞不前”，使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使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的人，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对于古代中国“皇权至上”的统治，对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可谓是一针见血。
这让我想起了高中历史课本上的“李约瑟难题”。它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后来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我认为这两个理论是具有关联性和相似性的，密尔和李约瑟都认为古代中国曾有着一段辉煌时期，可之后却停滞不前了，因此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密尔以此提出要以古代中国为戒，烘托个人自由对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现结合密尔的《论自由》与李约瑟难题，以专制为切入口，分析“皇权至上”的专权统治下对于个人个性的扼杀及影响。
首先我认为古代中国的这段“辉煌时期”与密尔和李约瑟所认为的辉煌是有所区别的。可能西方人看到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源远流长，有着珍贵的茶料丝绸，可是这样的辉煌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各类文化与技术归根结底是为了自然经济服务的，中国古代在某些应用技术方面曾一度领先，而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领域，始终显得薄弱贫乏。因为科学和技术不是等同的。中国历史上工艺技术的巨大成就，并不能表现科学的发达。
再说到后来的“停滞不前”，在皇权统治下，古代中国走到闭门锁国直至落后，有着历史的因果必然性，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一个缺少科学传统且科学文化贫乏的国度产生并健康地成长发展，当然这里的归根溯源不是皇权统治，我认为是中西方哲学传统的差异，中国没有西方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对逻辑理性的思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像专制统治下“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连说话的权利都被无形中剥夺；像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出来做官，八股文这般使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对个性的压制使人们都变成“大家都一样”的人，也是限制科学技术发展，文化繁荣的很大因素之一。
密尔就十分注重社会思想和言论氛围的营造，对于个性自由，他强调社会的容差性即社会的包容性，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我十分赞同的。密尔主张个性是人的本性的同时，也强调个性是一个群体充满活力和生命的重要的前提，是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的动力。因此社会要宽容那些“怪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欲望，激情活力和冲动。他认为怪人越多，天才越多，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人就越多。
当然，这对于古代中国皇权至上的统治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不过我认为皇权的封建统治对于文化发展来说是辩证性的，若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依据，人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哪会有兴盛繁荣的文化呢。像盛唐所呈现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得力于强盛的国力；得力于文化政策上的“开明专制”；得力于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得力于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得力于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外域文化。因此才有了“有容乃大”的特有气派，才有了这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
这就又回到了《论自由》提到的“群己权界论”，对于古代中国来说，皇权至上的统治对个人权利进行的干预是十分大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扼杀”了个人个性，但仍要辩证来看历史问题，我们不得不否认在当时皇权统治下，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李约瑟难题，我认为它是伪命题，不仅是上文提到的“辉煌假象”，还有他自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影响了主观判断，对于密尔的《论自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以上也是阅读这本书给我的灵感和一系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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