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下旬，为打破蒋介石对陕北形成的围剿态势，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共21800余人，西渡黄河入甘作战，拉开了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帷幕，也开启了我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征程……
西路军主题油画
这支后来被称为“西路军”的部队，是怎样一支队伍呢？她支诞生于鄂豫皖苏区，壮大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经历无数大战恶战，曾经三过雪山草地，让蒋军和四川军阀吃尽苦头，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旺盛战斗力，是当时最精锐的红军队伍。然而，这样一支主力红军，为什么在西渡黄河以后，在短短不到五个月时间里，就彻底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呢？连蒋介石都无法剿灭的红军，为何惨败于马步芳之手？
1.河西走廊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外线作战的红军雪上加霜。
缺枪少弹的红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取得数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比如，借助有利地形据险固守，特别是在川北，守住关隘要道，一个连能挡住一个师；卓有成效的根据地建设，兵员、粮食、弹药都能得到补给，这是红军得以生存的命根子。然而，河西走廊是个什么环境呢？人烟稀少、大漠戈壁，有时走上几十公里都不见人烟；红军擅长的近战、夜战、奔袭、伏击、猛追猛打等战术特长很难发挥，相反敌人的骑兵占尽优势，防守时敌人瞬间蜂拥而至，追击时他能杀你“回马枪”，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想打一个歼灭战，更是难上加难。
自古河西多慷慨悲壮之事。那些流传甚广的边塞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都是河西走廊严酷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深入河西的西路军，终日与敌血战，面临的极端困难可想而知。
河西走廊严酷的自然环境
一是缺水。河西走廊多为干旱地区，全年降雨少、蒸发大。红军在荒漠戈壁行军打仗，人畜时刻面临缺水困境，特别是被围坚守时，屯庄内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需要。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天焕回忆，困守倪家营子的红军最大的难处还是缺水，1万多人饮水全靠一口深井，底下才有盆口大的一碗泥汤，战士轮流下去舀水，半天还能摇上一桶来，还带着一半泥，井口上一天到晚都围着大群等水的人。
二是缺粮。贫瘠的土地和稀少的人烟，使红军给养十分困难，高强度的行军作战更让官兵饥肠辘辘，时常整天连一顿稀饭都喝不上。1937年的春节，困守倪家营子的红军，拉些敌人的死马煮食，每个人分到拳头大一块马肉，算是过了年。战士们咬一口，真香啊！但他们舍不得吃，都送到伤病员手里。伤病员却说，让能战斗的同志吃吧，吃了好杀敌人，有的重伤员，直到停止呼吸，马肉还在手里。
三是缺衣。当地的冬天异常寒冷，北风裹着奇寒硬往身上钻。那时，不少人还穿着破单衣，只好弄块毡布，中间剪个洞，从头上套下，用绳子在腰间一扎，就算冬衣了。很多人还没有鞋穿，只有用破布破毡把脚包起来。大家的手脚都冻紫了、冻裂了，有的人脚已经溃烂甚至坏死。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战士们卷在战壕里、墙角下，相互依偎，把脚压在对方屁股下取暖。伤员就更可怜了，缺医少药、天寒地冻，有的血都流干了，所以大家宁愿牺牲也不愿受伤。
四是缺弹。西路军的武器主要靠战场上缴获，但狡猾的敌军每次仅让士兵带几排子弹，打完了再回去拿。为了节省子弹，红军还创作了一首《节约子弹歌》：“……大家要记清，浪费一颗子弹，就是帮助敌人，没有见到敌人，不到100米，莫要瞄准，都不能射击，努力学射击，一枪打一敌，最后胜利是我们！”即便如此，子弹也是不够用的。徐向前有一次去前沿阵地视察，看到红军大都把枪统一架好，拿着大刀长矛伏在战壕里，等待敌人冲上来肉搏。
五是缺觉。白天敌机盘旋，侦察敌军轰炸，红军只有长夜行军、摸黑前进，真是“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如刀头面如割”。天一亮也顾不得休息，抓紧挖战壕、设障碍、掏射击孔，长城还没有部署妥当，敌军骑兵就赶到发起冲击。原来红军走一晚上夜路，马匪骑兵两三小时就赶到了。红军饥寒交迫、不得休息，马匪军吃饱睡足、呼啸而至。大家在战斗间隙轮换休息，直接倒在冰冷战壕里打个盹儿，疲惫至极。
这是一种怎样的艰难！这段被誉为“长征后记”的历史，确实把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推向令人惊愕的顶端。即便如此，西路军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们怀着单纯而崇高的信念，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绝境中作殊死斗争，他们从来没想过投降，直至战斗到一枪一弹一人。
马步芳和他的马家军
2.飘忽不定的战略目的，让红军最终身陷绝境。
孤军外线作战，理应锁定目标、一鼓作气。然而，西路军却恰恰相反，在狭长荒凉的河西走廊上，他们忽而西进、忽而东返，还两度停下来建立根据地，使得敌军能够从容排兵布阵，实施疯狂围剿，导致西路军最终油尽灯枯，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何党中央会下达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命令？听命而行的西路军又为何那样机械僵化呢？
纵观全局，西路军只是一个局部，真正斗争的焦点在陕北。河东的中央红军，自始至终都面临严峻军事威胁。因此，西路军的所有行动，必然受限于首要目的——策应河东。有了这个概念，就不难理解中央忽左忽右的命令指示了。比如，中央曾两次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
第一次是在永昌山丹地区。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西路军，在西进征战中高歌猛进，突然得令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当时河东中央红军正遭受胡宗南大举进犯，党中央被迫做好突围转移的最坏打算，而命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根据地，造成中央红军西渡黄河会师假象，最大限度调动敌军向西封锁黄河，从而为东进或南下实施战略转移，创造良好条件。那后来为何又让西路军西进呢？因为发生了西安事变，且得以和平解决，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陡然降低，西路军得以继续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第二次是在临泽高台地区。当时，艰苦转战的西路军且战且行，然而时局再度发生变化，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开始反击，法办了张学良，加紧打压西北张杨势力，河东红军军事形势再度严峻。此时，军委再度下达了“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的指示。
永凉和临高两地能够建立根据地吗？徐向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开创根据地首先得战胜敌人，仗还没打胜，根据地就建不起来。事实证明，终日与马匪血战的西路军，根本无法腾出手来建立政权，这是最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三点：一是两地均为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漠、南有祁连山，受地幅限制，战略回旋空间不大；二是河西腹地人烟稀少，一个寨堡顶多驻扎一个营，大部队要吃要住只能分散部署，无法聚力歼敌，反倒被分割包围；三是受马匪的长期挑拨，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心存芥蒂，反动军阀为保地盘，更是倾巢而出、不惜血本。这些，都给根据地创建带来极大困难。西路军经过几番折腾，部队元气大伤，后来只能困守倪家营子，最终兵败祁连山。可以说，这“数次折返和滞留”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西路军征战略图
那么，如果当时西路军一鼓作气西进作战，能够打通国际通道吗？徐向前坚信，是可以的！因为，视地盘如生命的马家军阀，如果发现红军只是过路，是不会跟你拼命的。打通国际通道后，获得苏联军援的西路军，不但可以在西北打开局面，还可以挥师东进消灭马匪，接应中央红军。然而，党中央真没有看出这一点吗？其实，也是有顾虑的。我们大胆设想，受张国焘牵连的红四方面军，背负着南下分裂党中央的“前科”，一旦与苏联接上头，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获得大量军事援助，反过来再“另立山头”怎么办？暂时失去军权的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仍然有巨大影响力，到时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这就不得而知了。在复杂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等领导人是清醒的。当然，有人说西路军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有失偏颇。大敌当前，党中央是绝不会拿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开玩笑的。
西路军领导班子
3.陈昌浩的思想包袱，是压垮西路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党中央让陈昌浩领军西征，不仅是看中他的才能和威信，更重要的是，看中他在长征后期迷途知返，坚决支持北上会师。陈昌浩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曾经支持张国焘南下，在另立中央等问题上也没有坚决反对，所以思想上有严重包袱，直至发展到机械盲从的地步。当然，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固然没错，但陈昌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一切“唯上”、不敢越雷池半步，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部队失去了灵机变的能力，最终带来灭顶之灾，他也就不能逃脱一己私利的指责。
陈昌浩，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无疑是优秀的。他能文能武、英勇顽强，把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红军中有很高声望。然而，作为西路军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一把手，面对异常复杂的军事政治环境，他显然未能洞悉全局、正确决策，从而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可见，作为全军统帅，责任之大、要求之高，不言而喻。作为一把手，“认知能力”无疑是核心竞争力，能够通过瞬息万变的复杂信息，始终作出清晰正确的判断，预见未来的走势发展，才能像神一般的存在。陈昌浩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是谓，大浪淘沙，物竞天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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