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开个铺子，是我小时候一度的梦想，也是我唯一游说过大人多次的事。我的理由很正能量：村里的人都会来买，可以赚很多钱，我也可以帮忙做事。
虽然想随心所欲吃零食的私心隐藏得密不透风，但取决于大人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于是，十二岁以前，村里的两家以老板名字命名的铺子成了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紫妹及铺子离家不远，商品全。刘相公铺子远，属邻村了，除了一点小零食就没别的东西，但我读书每天经过，反而去得更多。
紫妹及铺子就路边的一栋土屋，约二米高的一组木货架将堂屋隔成两半，背后摆张方桌，继续当堂屋用，前面再横一排玻璃柜，就是铺面了。村里人用得着的东西，这儿全有。扫坪的竹扫帚，扫屋里的鬃扫帚，冬天下塘的长筒套鞋，装鱼的篾篓，墨绿色的农药喷雾器，钉阁楼板的长码钉，土黄色的挽成麻花状的箩索，一样样暗沉沉地摆在木架上。正中间的方格子里，大红大绿的夺目，那是老了人必用的寿被。所有东西毫无遮拦，一目了然。
高处的远处的东西，小孩子不关心。我进去，眼光只停留在玻璃柜台。柜台上一溜过的玻璃坛子，各色花纸包的水果糖，黑壳的原味瓜子，白壳的奶油瓜子，鼓鼓囊囊的花生，扇薄扇薄的猫耳朵，白芝麻滚裹的兰花根，透出红辣椒末的口酥，呲着牙油光发亮的蚕花豆，沾花生仁白厚片的冻米糕，一坛坛的色相诱惑，让趴在有油渍和污痕的柜台边的我眼光瞬间洞穿了玻璃坛壁，封住的香味逗我口水偷咽。曾见过有流鼻涕的小毛孩一手拽着柜台木边，一手拽着娘的衣角，哭着要买，不给买不离开的情景。这时，紫妹及会从水果糖坛子里挑一粒包装纸最破的：乖，不哭，你娘下次买。做娘的拉着妥协了的孩子往外走，眼神歉意而无奈。
幸好，每次帮大人买东西总会多出点零钱，让我带走其中一坛香。
老板娘紫妹及三十岁左右，爱笑，矮个子很丰满，像只乐哈哈的企鹅。大嗓门大门牙，能说会道操一口夹声腔，夹的是本地口音和城里口音，脆响而特别。听大人说她是个外来媳妇，娘家在靠城里近的地方，嫁进来没两年就开了这铺子。
顶针，棉线，香烟，电池，牙膏牙刷，鞋油鞋刷，光辉洗衣粉，马头肥皂，铅笔毛笔，墨水，本子，摆满玻璃柜。墙角两个黄陶缸，那是散装的酱油和辣椒酱，一黑一红的两个竹提子挂在墙上昭示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方正黄色彩盒的蜂花香皂和牙膏盒一样的青春洗发膏。它们不同于零食的芬芳和长发飘飘的女孩图案都令我闻着心生欢喜。小小的我，第一次明白美丽和奇香无价，但能散发美丽和奇香的东西都价格不菲。我目不转睛的样子引得老板娘热情的介绍，那次，我少买了糖果将它们宝贝似的带回了家。
这些东西，在刘相公铺子里是没有的。
十岁到十二岁，我出了本村读四五六年级，每天早晚都经过这家简陋的铺子。真是简陋，一间几平米的土砖屋，临路的墙开个窗口。除了姜和瓜子，记不起铺子里还有些什么。刘相公，一张慈眉善目的笑脸在窗口迎着来往的路人。说具体点，路人就是我们之类的学生娃。半干的撒了盐的红姜，十二分干燥的瓜子，都是我和许多同学的最爱。至于他为什么叫刘相公，不明白，反正大家都是这么喊。我们乡下喜欢将不爱做事或做事拙笨慢吞的男人称为“相公”，他是这类？
那时塑料袋还奢侈，包瓜子和红姜都是用纸。一张裁好大小的旧报纸，经刘相公扎粽子卷粽叶般一旋，一个圆漏斗做好，红姜，瓜子放入，再一压边一折，妥妥的棱角分明的一包就交到你手上。一双大手，可巧了，不看人脸，你看不出这灵活麻利劲是一位头泛霜花的老头所为。
孩子们人小鬼大，两毛钱还非要买一包瓜子买一包红姜，还有人一毛钱也这么干。刘相公从不说什么，五分钱的生意照样笑眯眯地给你打好包，嘴上最喜欢说：这些伢子妹子，又长高了。
我接过他从窗口递过来的纸包，可盐可甜，顿觉学校到家的一条路走起来格外轻松欢快。
走着走着，就走出了村子。走着走着，年少时光只可回眸。有人说人真正的长大成熟是他还可以抵达天真，我仍爱吃零食和常梦见我的乡村算不算？
每每回乡，我总是念旧，明知，一切不会如旧。小楼幢幢的村里早有了城里一样的小超市。干净便利，琳琅满目。紫妹及铺子，刘相公铺子，已是过往岁月的一道风景，微甜，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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