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的头几年，是他俩最幸福的日子。周君实从原单位调到了市文联，当上了创编室副主任，主编《夷陵文艺》，事业上蒸蒸日上。刘丹桂在市歌舞团，金嗓子不倒，唱山歌唱到了省城。文艺春天的到来，市歌舞团重排《江姐》、《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红色娘子军》等歌剧，刘丹桂虽未能担任主角，却也是仅次于主角的女角，那扮相，那唱工，也让她红火了好一阵子。
两口之家的小日子也是过得甜甜蜜蜜，有滋有味。（丹桂的女儿娇娇，本来是判给她的，但她的公婆坚持要把儿子的血脉留在他们身边，丹桂能体会到老人的心情，便没有坚持带走女儿。她也知道，女儿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的。）二人世界里，说不尽的缠绵悱恻，道不尽的恩恩爱爱，水乳交融。经济上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二人都是铁饭碗，不愁吃穿用。恢复了稿酬制，周君实的收入可以翻倍。丹桂参加演出多，补助也就多。俗话说，好事不可占尽。小两口也有遗憾的事。结婚的当年，丹桂就怀上了他们的爱情结晶，不幸的是，由于丹桂的大意，在一次下乡演出时，小孩流产了。丹桂伤心欲绝，沉闷了好长时间。周君实当然也很难过，但作为一家之主，他忍住了悲痛，在妻子面前，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反倒安慰她，我们还年轻，不妨事的。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经济大潮的冲击，文艺团体不再像往日那么红火了。电视机取代了电影，卡拉OK把观众从剧场拉到了歌厅茶楼，邓丽君的歌取代了西皮二黄，艺术歌曲昔日的辉煌斗不过通俗歌曲的喧嚣，舞厅、镭射厅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全市。人们的娱乐消闲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大潮一涌而来，永远吃大锅饭的工资体制被改革的利斧砍断，要想拿全工资，就得卖票挣钱。然而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电视和卡拉OK，进剧场的人是越来越少，弄到后来，观众没有演员多，演职员的收入就成了问题。财政是一年比一年吃紧，万般无奈，有的县级文艺团体，干脆停摆。能调出的调出，下海经商的一律开绿灯，退休养老的一律抓紧办，剩下的就安置到其它工作单位。市歌舞团是市属单位，还没有沦到那个地步，然而也好不到哪儿去。
刘丹桂感到了迷惘困惑，身份掉价了，收入锐减了，今后该怎么办？可一看团里的姐妹，她发现，有的一改往日容颜，竟是一身的珠光宝气；有的好像比先前过得更滋润，更有味道。一打听，刘丹桂就沉不住气了。那些珠光宝气的，原来是在外面傍上了大款。刘丹桂对她们丝毫也不羡慕，因为在她心中，周君实就是她的精神上的“大款”。那些比先前过得更滋润的，走了什么路子哩？好心的姐妹告诉她，她们去歌厅唱歌去了。唱什么？当然不是革命歌曲，而是时下流行的歌曲。刘丹桂想，凭什么她们可以，我就不可以哩？她瞒着周君实，也到歌厅、舞厅去试了试。不试不知道，歌厅真奇妙，给她捧场的人真不少。大把大把的钞票“试”进了她的荷包。
隐瞒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夜场多，回家的时间自然晚。她如实地告诉给丈夫，希望丈夫能支持她。那段时间，周君实正忙于另一部长篇的创作，无暇细究，更何况，妻子带回家的是钞票。俗话说得好，跟什么过不去都可以，却没有跟钱过不去的。周君实心里也清楚，刘丹桂对金钱的欲望，甚于常人。早年，正是因为家里缺钱，她才被“卖”到月明的樊家。想想那种困境，该是何等的难堪与无奈呀！如今，多病的父母需要用钱治病，至今未婚的弟弟更需要用钱去寻偶，从而完成刘家传宗接代的大任。更不要说，娇娇，乃至今后出生的宝宝，要让他们成人，成才，成家，哪一步不需要用钱垫路哩？事实上，那个时候，唱得响响的“一切向前看”已经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刘丹桂，这个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女人，自然也不能脱俗，跳出这个圈圈。
让我们算一笔帐吧。八十年代，像周君实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也就是100多块钱。刘丹桂，学历低，工龄短，也就50多块钱。去歌厅唱一晚，分红至少有20元，客人或明或暗的“打赏”，那就说不清楚了。人啊，与什么作对的都有，与钱作对的，那是绝对无有的。丹桂挣的钱多了，家里的生活也大大的改善了。说吃，做到了想吃什么买什么，时鲜蔬菜水果，上市就买。说穿，最明显的是丹桂的衣柜，可谓是五彩缤纷，丰盈充实。说用，举电视机为例，人家是先买黑白的，再升级到彩色的，他们一步到位，买的是彩色电视机，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机。
有一天，刘丹桂还特地给周君实买了一套西服，喜滋滋地带回家。周君实这人，爱整洁，爱干净，但在穿衣一事上不大讲究。他经常给同事讲，穿在外面的衣服给别人看的，如果你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那尽可随意，合身即可。内衣不同，那是贴肉的，是保护自身的，那才是应该讲究的。舒适是第一位的，轻、软、松是要素。所以，他选外衣比较随意，休闲服居多，至于西服，那还是在大学参加演出时，穿过一次。这一天，当妻子把西服递给他时，虽然心里是不以为然，但一想到是女人的一片心意，立马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当着女人的面试衣，还让女人评品是否合身，是否得体。当晚，丹桂没去歌厅，周君实也早早地搁笔，洗澡上床，和女人好好地温存了一番，把十来天没交的作业也补上了，补得丹桂舒服到底，长吟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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