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的西厢房放着一座西洋钟。
没见到它之前,单凭“西洋”两字,就会联想到故宫“钟表馆”里摆放的各种各样的西洋钟。
那些钟,无论是珐琅釉彩的外壳,还是精密的内部构造,都会让人感叹制作的精妙。真可谓是“奇技淫巧”。
因而听到姥姥家也有一个这样的钟时,我头脑里闪现的是钟里会飞出一只金属报时鸟。最好是上好了发条,报完时能绕着钟飞几圈的那种类型。
可是听到的和见到的总是不能相等同,这座西洋钟就是这样。
它三十厘米的高度,二十多厘米的宽度,用灰色木头包成n字型的外框。边缘嵌着透明玻璃,可以看见里面唯一的圆勺钟摆。
这样一个样式普通,甚至毫无生机的西洋钟,即使它挂着“西洋”的名头,在我看来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
所以它的存在,并不能给我带来多少兴趣,反而还因为它在西屋放着时,突然半夜当当响了几下,把我吓了个够呛。
在这之前的许多年,它可是从来没有响过。就像一头默默耕种的老黄牛,哑巴一样的走过了很多个春夏与秋冬。
“那它怎么又响了?”我问姥姥。
姥姥说这钟大概是坏了,于是第二天把它挪到了西厢房去落灰尘了。
此后几年,这座钟几乎被我遗忘了。直到某一年的冬天去太姥姥家吃饭,这座钟才又从新提起我的兴趣。
太姥姥家和姥姥家隔着一条街和两个胡同。走路不出半个钟头就能到了。
太姥姥家不像周围的邻居家那样又窄又旧。舅姥爷是个讲究人,把房子盖的敞亮又方正。
与周围一对比,显得特别的突兀。不过个人有个人的过法,这里无须说什么对与错。
太姥姥的屋子在正对门的西厅,那里我只去过一回,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东厅的屋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是因为小舅舅把组合立柜橱窗里的一件易拉罐花送给了我。
那个花,直到去年收拾屋子才扔进了垃圾桶。就是这个花,让我记住了这屋子里的一切摆件位置,包括横橱子上面的一座西洋钟。
这座钟和姥姥家的那一座乍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是仔细一瞧,这一座在底座那里刻着几朵蓝色的花朵。
“这钟有什么可瞧?”小舅舅不以为意的问。
“它可会响?”我问。
“不会响还叫什么钟!难不成你认识的都是哑巴钟?”
“它每天都响?”我不死心的继续问。
“每天,每刻都会响!你这个外甥女啊,别看比我大几岁,怎么什么都不懂,还是城里人呢。”小舅舅鄙夷道。
他说的我脸通红,我很想告诉他姥姥家那座不会响,为什么这座会响。但是我想他大概不知道姥姥家有一座姊妹钟,无法给我解答。
但是我又不愿意去问太姥姥,因为我很少来这里玩,和她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根本不好意思去谈这些陈芝麻的事情。
所以还得问姥姥。
姥姥没有告诉我,她说她忙着做饭呢。
后来在太姥姥去世,舅姥爷搬走后。这座钟被当成破烂送到了姥姥家。
两座钟终于一起摆在了西厢房的桌上。
又一年的冬天,我跳到西厢房的炕上乱掏东西时,还回头看了看这两座钟。不知为何它们都已经坏了。
那个哑巴的不再走字,会响的直接停住不动了。它们的身上披满了灰尘,蓝色的花朵也已经遮盖的看不清楚。
如此,倒真成了姊妹。
“它们什么时候坏的?”我问姥姥。
“大概是夏天吧,多久记不住了。”姥姥毫不在意的说。
真可惜,我想。
这两座钟自从被当成破烂扔进了西厢房,就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姥姥家的院子尘封的时候,这两座钟再次被清理了出来。
大舅想要当破烂卖掉,二舅却说干脆劈了填炉子好了。大家意见不统一,这钟就迟迟没有着落。
后来我和妈妈参观博物馆的钟表展出时,我又想起来这两座钟。
妈妈说应该是送人了。
“这两座钟应该是姊妹钟。”我随口说。
“并不是。”妈妈道。
“这……”我一脸的惊讶表情。
妈妈告诉我,那时候我还小,关于这两座钟的来历没有对我讲。现在我已经长大,说说也无妨。
原来姥姥家那座是亲太姥姥的娶亲聘礼。后来没两年,太姥爷又娶了一个老婆,聘礼就是那个姊妹钟了。
太姥爷娶了二老婆后冷落了亲太姥姥。亲太姥姥这个人比较要强,于是带着姥姥和其他几个孩子搬出去居住了。
后来太姥爷去世,二太姥姥才去了舅姥爷家度过晚年。
真是令人唏嘘的故事。
原来那座看似平凡的钟,承载着一个女人孤独又坚强的后半生。
那座钟,记载着她曾经有过的短暂幸福。也许也寄托着她未来想获得的幸福。
而那座姊妹钟,同样记述着另一个女人的幸福前半生,也孤独地陪伴着她的后半生。
这两座钟,无论经过了怎样的过去,如今已经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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