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读书方法

将读书治学的过程及结果划分为三种境界，是大学问家王国维的创造。王国维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的主旨，是说读书做学问应该高瞻远瞩，选准目标；第二境界的主旨，是要求读书做学问苦心孤诣、专心致志，乃至废寝忘食，一句话，长久保持刻苦钻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三境界的主旨，是指经过第二境界的反复磨练，努力拼搏，对学问已是豁然贯通，得心应手，由必然进入到了自由，终于成了书本、学问的主人，但读书人并未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依然劳筋苦骨，终日矻矻，继续着读书和创造。第二境界为关键，是基础；有了一、二两种境界，方可进入第三境界。

三境界说是王国维对前人读书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读书做学问的座右铭。在此座右铭的激励下，经过无数年的拼搏，终于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大学者。

纵观王国维在三境界说指引下的读书生活，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和仿效。

一、惟以读书做学问作生命。

要成就大学问，必须具备为学问而献身的精神，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概莫如此。王国维是一个满怀理想并脚踏实地为以读书做学问作生命而奋斗的学者。青年时代，他向往新学和西方之学，其理想是要做一个哲学家，于是认真学习日语、英文，继而借助这还不熟炼的语言工具，如饥似渴地阅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乃至扩大到了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歌德、但丁、达尔文、额伦等。由于奋斗目标明确，所以对哺育其成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因此阅读周秦诸子，又向前延伸，研读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诸子，兼及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戴东原等。中外结合，古今结合，很快发表一系列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成了近代中国哲学研究和哲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重要学者。试想，没有为学问而献身的抱负，能够最大面积地读书吗?

王国维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名词人、一个文学家。在此理想推动下，他读诗、读词，更读戏曲，经过数年磨炼，《人间词》发表了，《人问词话》问世了，而撰制的《宋元戏曲史》，则成了不朽的名著。

如果说人的青年时代的理想具有涉世不深、虚幻、盲目甚至包含狂妄的话，但对王国维而言，却不太合适。因为王国维是用汗水、辛劳、勤奋来构筑理想的。理想可以抛弃，可以修订。进入中年的王国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远离了哲学，告别了文学，一门心思地亲近了史学。王国维亲近史学，并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史学将他推向了大师的地位。

王国维一生的理想，是以读书做学问为生命。而其理想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遇到的是生存的挑战。为了生存，他必须尽可能地去为别人做各种事情，以挣来微薄的报酬，用来养家懒口。生活十分清淡，甚至有时会陷入贫穷的境地，却始终未曾动摇过他的信念，未曾摧毁他的意志，相反，却激励着他想方设法利用挤出的时间去读书，去做学问。

二、译读结合学习外语。

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了一年日语之后，接着双管齐下，开始学习英语。是种学习，完全为业余和半工半读性质，所以进步不很明显。认真说来，他学日语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两年半；英语学习时间，也只两年。但他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刻苦顽强的精神及准确科学的方法，很快渡过了语言关，使日语英文进入了娴熟的境界。其成功的经验即准确科学的方法，是译读结合：读英文原版书籍，找出日本学者的翻译本子对照，或者相反；将英语或日文书籍译成中文。其重要译作有《势力不灭沦》、《教育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等，且全为学术性极强的著作。

三、以直透纸背的眼光读书。

王国维从16岁开始，就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嗜文史、长校勘、精词章方面已初显端倪。18岁时，细阅俞樾《群经平议》，专门撰文逐条批驳，由此可见王国维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当他从事自己喜好的专业之后，更是对不可或缺之书下气力细读、精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直透纸背的眼光读书，却绝不敢马虎、潦草，因此，基础扎实、坚牢。王国维精读细阅之书大多是前人作过不少工作的“善本”，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依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特别的仔细认真，小心谨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校读《水经注》了。《水经注》一书，经过清代数位大儒努力，基本上可以给读者提供方便，但王国维没有轻信前人，就此止步，他又以独特、挑剔眼光，进行了长时间的校勘，终于求得了满意的效果。

四、泛读博览群书。精读细阅之目的是为了治学，治学的基础一是必须细阅精读，二是应该泛读博览。精读，便能杜绝飘浮不实；博览，可以避免孤陋寡闻。王国维在精读必读之书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博览。其博览习惯的养成，当始于十一二岁前后，“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入自觉读书境界后，更是热衷于泛览。(一)、如撰写《鞑靼年表》，除从唐、五代、宋、辽、金等多部正史中辑录史实外，还从长篇巨制如《册府元龟》(1000卷)、《续资治通鉴》(520卷)、《二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中引用资料。该种引用，当属泛读博览；(二)、能为研究提供只占片语的书籍，王国维也翻阅过；(三)、重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动态及进展，如研究蒙元史时，注意到了日本文科大学出版的《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甚至连该报告第11册所附总目录也未放过。

王国维因博览群书，眼界大开，思维的质量便不同于常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颇为独特。

五、不放过丝毫的读书机会。

王国维以读书做学问为生命，故嗜书如命，除为生存奔走漂泊之外，余下时间几乎是与书籍为侣。在去世前一段时问，王国维心境不佳，其弟子卫聚贤曾劝他移居自己的家乡山西长治，王国维发问：“没有书，怎么办?”没有书，时间无法打发，也许捱一刻，似一夏；有书，生活便充实、富裕。1907年，他就任清廷学部所属的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是因此处有更多更好的书读；1922年就职溥仪南书房，可趁检点故宫收藏青铜器等文物及南书房的关系，使自己的金石学等学问更为深厚。实业家、藏书家蒋汝藻约请编写藏书志，平生以读书为业、以读书为乐的王国维更是求之不得，满口应允。兼任此职后，他极其负责，一本又一本的细细阅读、认真审核，撰写提要，很快汇编成了《密韵楼藏书志》。1919年，王国维兼任《浙江通志》分纂，他则利用这一机会，遍阅浙江(当然包括杭州)自宋以来刻印的监本、刊本。  

六、读书得问独出新裁。

能够发现书籍中许多读书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一得力于读书时始终保持着疑问的眼光，二得力于读书者的识见。一般而言，只要用心读书，就不难发现问题，但大家的读书和普通人的读书，在发现问题的多寡、提出问题的深浅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王国维读书，总是带着疑问的眼光，尤其是能够在经过许多人世世代代、反反复复研读的书中找出问题，并能圆满地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当源于宋代理学家朱熹。朱熹主张熟读精思。读书要从接连不断地诵读着手，努力做到学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和领会书本内容，而且要将已获得的知识认真记忆，熟炼运用。朱熹指出：“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又说，“若读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还说，精思的过程就是由无疑到有疑，又从有疑到解疑的过程，“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王国维的疑建立在多读、熟渎的基础之上，没有多读、熟读，就不会生疑，也难以解疑。

不断读书，不断生疑，又不断解疑，王国维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的。

七、用比较的手段读书。

有比较才有鉴别。读书时使用比较法，不仅能够发现问题，而且可以帮助读书人提高认识，锤炼见解。王国维的比较读书法使用得最多的是对古籍的整理、校勘，正因为他擅长比较，又加之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所以经其手整理、校勘的古籍质量均属上乘。又如，王国维读词时，还自觉地将词与词、此一词人同彼一词人的意境、神韵、风格、表现手段、失误诸多方面进行对比。同时，他还将此一时代的词人同前一时代或后一时代的词人、甚至是诗人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使某一词人的特点更为突出，这样，对词人的了解就更加深透、全面、准确。

八、探求本源的读书方法。

王国维总是坚持用疑问的眼光去读书，在读书之时，就极易发现问题。为了解决发现的问题，他常常一部书连着一部书的读，而不间断，这就是探本求源读书法。如研究鞑靼问题，他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读两《唐书》及唐代史籍(包括唐人文集)，发现鞑靼之名始见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所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中，同时，在李德裕文集中数见。依此线索，他读薛、欧《五代史》，读宋代的史书。但在阅读《辽史》、《金史》及辽金两朝有关史籍时，却不见了鞑靼之名，线索中断!不过，《明史》则再次提及。其间二三百年中，鞑靼为何销声匿迹?这更激起了王国维探求研究的激情!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又浏览了众多的史籍，终于搞清楚了内中的原由。   

探本求源读书，无疑能够扩大读书人的眼光，肯定可以获取更多更广的信息，而得来的观点、见解，或许就是不易之论!   

九、循序渐进的读书法。

王国维读书目的明确，要求严格，不急不躁，循序渐进。如研读康德，对其著作中某些章节的精神领会不透，他便暂时停下，而去读叔本华。因叔本华是通解康德的关键。读完叔本华之书，再回过头来读康德，反复数次，所有的疑难也就烟消云散了。他研究戏曲史，先从通读、辑校唐五代词，搜罗宋、金、元词目入手，再转向曲目的找寻，撰成《曲录》，接着，以《曲录》所列书目为向导，从众书中寻找滑稽戏的材料，撰成《优语录》；考证戏曲的缘起，著《戏曲考源》；戏曲是戏曲作者撰成的，他便仔细研究作者们的生平，专攻《录鬼簿》。再深一层，重点讨论大曲问题，脚色问题，一层更进一层，一个问题的探讨比另一个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经过5年时间的精心准备，最后来一次全面的大总结，这总结的成果便是《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就是这样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表进里，循序渐进地读书做学问的。前面的读书是为后面的读书治学作准备、打基础，后面的读书又是前面读书活动的深入和提高。

十、将不同类型的书交叉着读。

王国维读书最大的特点，是以他那超乎于常人之上的充沛精力，将不同种类的书、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书置放在同一时间之内阅读。读宋以来名家词，他则从事着辑录、校勘，还在寻章摘句地填词，并且高质量地开展着词评工作。研究敦煌文书，他还在翻阅汉代的地理学著作、宋代的《元丰九域志》，攻读前人的音韵学著作，阅览《仓颉篇》，甚至还在搞翻译。一年之中的读书活动，几无多大联系，这在《王国维读书年表》中反映得特别清楚。王国维的读书，很难有一个特别的中心、重点的主题，总是交叉并行，多头齐进。是种交叉，为巧妙的休息，更具意义的是，它可以提高读书质量、强化读书效果。交叉也反映了王国维的随意，随意自由，心理上无负担，读书就有了快乐、舒适之感。

十一、紧跟时代潮流读新书。

王国维说，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学问发现的新时代。这些新发现，其历史意义远在孔子壁中书、晋时汲冢竹简及宋以来占器物古文字学之上。所谓新发现，用王国维的话概括，一指殷虚甲骨文字，二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汉晋简牍)，三指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敦煌文书)，四指内阁大库之书册档案，五指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史，六指新出土的中国古金石古器物等。王国维所述六项，除第四项，其余五项的文字，王国维都下功夫进行过校读。他的校读，绝对不是赶时髦，随潮流，标新立异，而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学者的敏锐眼光和为中华民族学术繁荣添光加彩的自觉行动。因为上述六项中的第二、第三项之材料，绝大部分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窃走，他们将资料封锁、垄断，企图捷足先登，以此嘲弄中国学者，即便当今，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仍然坚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看法。作为一个有志节的中国学者，怎能甘心落后!王国维的校读，无疑为专业的学术性研究所必需，是垦荒、开拓性事业，同时，也可以看出他读书无有框框、条条的限制，不保守，不固执，不排斥新生事物。

十二、暂时放下沉闷的书不读。

马衡在《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介绍道：王静安读书治学，“常常循环的更换，他说：‘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作别样的工作，等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那时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进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照他这话看来，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怕受束缚的人。”思想不受束缚，读书时就能在同一时间里将不应该混杂在一起的书交叉起来研读，这是最高境界的休息式读书。思想不受束缚，遇到难读之书，就会迎难而避，暂时退让，甚至置之不理。待条件成熟，然后对准突破点，猛阅狠读。  

十三、读无字书。

王国维善于读有字之书，也能够认真阅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包括社会，也包括与之同时代的学者。同时代的学者中有罗振玉、沈曾植、蒋汝藻、许同蔺、缪莶孙、柯劭忞、马衡、唐兰、容庚、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欧洲则有沙畹、伯希和，日本则有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子温、神田喜一郎等。这些人学有专长，学有建树，王国维同他们交往极深，或是师事，或是请教，或是聊天，或是交流读书体会，或是讨论文章得失。言无不尽，知无不言，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其收获不一定下于书本。

读无字书，必须胸怀宽广，如海纳百川，否则，视学问为私产，把学问作为谋取功名的资本，就难以读好无字书。   

十四、谋生的职事亦是读书。

王国维视读书为性命，他选择的职业全与读书治学相关，都没有离开读书治学。做教师，既可促使他孜孜不倦地读书，也可以让他读懂自己的学生，教学相长，取长补短；做杂志编辑、丛书编辑，必须阅读稿件和古籍。至于任清廷的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南书房行走，更是在读书活动中。

十五、及时记录下读书的体会与收获。

王国维酷嗜读书，擅长读书，凡有丝毫的体会收获，定会记录在书的天头地角，稍具规模的见解，便撰成专文。从其发表的诸多著作之中，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他阅读过的书籍及阅读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