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的名言我们都记得：
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乍一看，亚当·斯密主张的好像是“人性自私”，但他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你看标题就知道，讲的是人应该有道德。
那什么时候自私，什么时候讲道德呢？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首先说：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是不受尊重的。
他紧接着说：人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同时也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设身处地的一种能力。他把他认为的别人幸不幸福，当作自己幸不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
最后，他又说了第三句话：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
他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假设伦敦有一位非常得体的绅士，这位绅士听说，远在东方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让中国人全死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传到了这位得体绅士的耳边，这位得体的绅士会做什么？
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来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先看看这场地震会不会波及到伦敦。一看，半个地球呢，很远，伦敦是安全的。
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哀悼一下死难的中国人，概叹一下人的脆弱，大自然的强大。
然后他再干什么？
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起居饮食。这时候，如果他自己的手指头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远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了。
这是一个得体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就这么一点。
所以，近期报出的韩国、新加坡等国民众呼吁政府拒绝一切中国人入境的事情，英国、德国民众推搡戴口罩的中国居民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事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疫情是在其它国家泛滥，比如几年前的“埃博拉病毒”，我们又会怎样？
《经济学通识》一书的作者薛兆丰老师说：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这种讨论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善和恶涉及的是总量的概念，或者说是平均量的概念。经济学关心的不是给人性的总体存量做一个关于善恶的判断，经济学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变哪些约束，改变多少，人就会朝着善的地方迈进多少，或者朝着恶的地方迈进多少。有怎样的诱惑，人就会开始作恶；有怎样的鼓励，人就开始向善。这种条件的变化量，导致的结果的变化量，才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比较和决策的因素，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薛老师的这番话和“存在主义”的思想非常的“暗合”。
存在主义，或者唯存在论，它是和“本质决定论”正好相反的，认为只有展现出来才可能形成某种本质。
“存在主义”认为，个体状况不是本质在先，而是由它的选择和各种际遇造就的。
哪怕是刀架在脖子上你都还有选择：是选择做英雄，还是懦夫？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你是选择伸脖子还是缩脖子？——这些都取决于你。
而支撑一个人选择的，是这个人所具备的条件。条件可以是物质层面的，比如所处的环境，比如政策法规，比如空间的距离，比如钱。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比如受教育程度，比如认知水平，比如价值观，比如职业操守。
一个人的际遇，“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就给出了很好的注释，“乱世”就是那些“英雄”的际遇。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这张超级巨大的网格之中，我们个人除了“选择”之外能决定的事情微乎其微，我们就把生活中的各种“姻缘”称之为际遇。
这次疫情就是际遇，面对际遇每个人的选择都会不同，而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个人选择之后的行动来评判这个人的“本性”或“本质”。
但更重要是，这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际遇，每个人也就表达了一种“本性”或“本质”。如果际遇变了，那我们就还有更多的“本性”或“本质”等待被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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