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时的余秋雨

秋雨先生年轻时

看了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对先生三次潜心苦读的奋发精神，和先生两次国内、两次国外考察、万里跋涉的历险精神，真是感佩服膺之至。

先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生做的是真学问，得出的是真灼见！不能不让人景行行止！

有感于目下很多年轻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轻佻浮躁，兹特拎出先生大学毕业前后的经历——对知识的贪婪、与苦难的抗争——和大家分享共勉。

一九六八年，秋冬之际。余秋雨先生22岁。面临毕业。两个月之后就要下乡务农。

当时是工宣队领导学院，先对毕业生进行毕业鉴定，他的鉴定是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

毕业鉴定三等的要参加社会大批判，所谓社会大批判，就是在方便时大家在说什么不好，自己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监督你批判了没有。

这看似自由，实际上是打入另册，不被信任。

第二等是要参加校内大批判的，校内大批判是有组织的真正的批判会。他没资格参加，他也不会参加。

一等的直接参加毕业鉴定。

因为他的专业比较好，当时文汇报社要批判毛主席不喜欢的几个外国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需要几个空闲的专业人员，余秋雨就去了。

报社就在外滩。站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下面就是百年宏伟的外滩。在这样一个高处俯瞰外滩，余秋雨还是第一次。在报社的这一段短暂时期里，余秋雨常常凭窗观察思考。

他看到文革时期的外滩的晚上，依然是一对对情侣。只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在一对对的情侣背后，出现了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会对紧紧依偎的情侣叫到：“分开点！分开点！”情侣一方的女人立即回应骂道：“十三点！”

这促使余秋雨思考，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接受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难以整治。上海的政治可以变换，上海的文化生态难以撼动。

年轻的余秋雨认为，正因为他们不喜欢文化生态，才搞起来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

这体现了年轻的余秋雨思考的深度。

在报社里余秋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从自我出发”》，被当时的左派理论家胡锡涛“枪毙了”。这篇文章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根据胡锡涛几十年以后的回忆文章说，按照现在的观点当然可以在目前的任何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但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时代，根本不可能发表。

这说明了年轻的余秋雨，就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水平。

先生此时的思考能力和学术水平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表述的重点。

我要表述的重点是，年轻的余秋雨在文革那样的极左时代的大背境下，身为一个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在周围都是造反动乱的氛围里他都做了些什么。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写上面那篇文章就是要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作一次告别性的沉醉。因为有人对他说，马上就要下乡了，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碰这样的东西了。碰完文化，他还想碰点别的。他到资料室找书，没有找到，仅有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年轻的余秋雨就把英文书拿出来，因为他觉得以后最不可能再碰的，就是这种书。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读这种书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当时，北京航空学院有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一心学习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

年轻的余秋雨就在当时的一片口号声中读英语，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语，在要下一辈子乡的前夕读英语，看着像“作秀”（现在的说法），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

在那样疯狂的时代，在那样的绝望的节口，以后可能一辈子就要当农民了，年轻的余秋雨还在拼命的读英文，足见其对知识的留恋与渴望是多么强烈。

我们再来看看胡锡涛先生的回忆里，年轻的余秋雨读英语的情况。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经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什么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当时，年轻的余秋雨，面对的情况是父亲被监管批斗，工资停发，家里失去经济来源，他经常处在饥饿状态，经常借饭票。因为还不起，不好意思借了时，就挨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如此饥饿，还要疯狂的吸收知识，吸收精神营养！

正是这可怕的饥饿，年轻的余秋雨反而渴望下乡，下乡劳动，可以养活全家。

两个月后，余秋雨来到了太湖边上的军垦农场劳动。说是军垦农场，实际上是一个还没有建的农场，是要在军人管理下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将要开垦出来的一个所谓军垦农场。

“农场的话，艰苦的难以想象。”这是余秋雨的原话。

我看过很多知情下乡的劳动艰辛的描写。但这次我震撼了。

已经进入冬季了，这些没有多少劳动经历的大学生，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泥，垒堰。脚很快就被冻僵，被芦苇跟扎破鲜血直冒连知觉都没有。

自己搭建宿舍。夯紧土方，垒墙，盖上稻草。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在竹子上放一块木板就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在水沟边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醒来满头白霜。头天晚上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咬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堰起来了，抽水，水抽走后，挑泥。

挑担是最重的活。因为湖底是软地，脚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下担子，因为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一旦担子上肩，挑着这一百多斤的担子就要软唧唧地走完几里地，才能到达堰陇。“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严冬过去，春播开始，农场为了报一个漂亮的指标，需要抢时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晚上八点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的。

刚忙完春播，一天也不得休息，就得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夏汛还没忙完，夏收夏种就到了。

夏收夏种更忙，每天凌晨两点起床，晚上九点收工。劳动中晕倒的人不计其数。

终于机械学院的一个男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遗言：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以至，当附近居民在夏收夏种即将结束来参加义务劳动时，看到这一群大学生时，不敢相信。

当他们问清确实是大学生时，他们流泪了，很快就抽泣成了一团。反而使这群大学生惊讶了，我们有这么可怕吗？

实际上当地小镇居民也是十分贫困的，也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出头的大学生。

实际上余秋雨他们已经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样子：“身材极瘦，肤色黝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能承受----”

我已不忍再多转述余秋雨的回忆了。

余秋雨因为在这里干得极好，极出色，居然干到了副排长了。这是学生在这里的最高官职。

因为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是他，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他，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 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他。

同在农场的复旦大学的沈立民对余秋雨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这就是余秋雨22岁时的一段让人震惊，让人感喟的经历。年轻的秋雨先生，忍受饥饿、忍受国难家仇，对知识贪婪地吸收；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苦役，与命运不屈地抗争。这种身处逆境顽强不屈，扼住命运咽喉的强者精神，真让人感佩不已。

先生是一条真汉子！顶天立地，可歌可泣，鬼神泣壮烈！

难道这真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乎？

二十二岁的余秋雨先生的苦难经历，很值得当今的年轻学子借鉴。

当然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