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第八」11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文】
孔子说：“（为政者）纵有周公那样卓越的才能，只要滥权乱法或贪财恋位，那其它方面也就不值一提了！”
【注释】
“周公”，商末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早孔子约五百年。“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武王伐纣，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才、美”，指卓越的才干。
“骄”，纵恣也。此处指不守礼法、滥用权力，故译为“滥权乱法”。
“且”，做连词用时可表并列、递进、选择等关系。此处当表选择关系，故取“或者”之义。
“吝”，贪恋，此处指贪财恋位。类似用法如《新唐书·卷九六·杜如晦传》中的“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通常是作“吝啬”解，今不从。
“也已”，古汉语常用语气助词，表示肯定与感叹。
【评析】
在《论语·学而》第十五章中，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可见，在当时的权贵阶层，“骄”应当是一种通病。那么，什么是“骄”呢？
“骄”在《说文》中有野马之义，也有马狂奔不受控制之义。因此，本章的“骄”应当是指当权者不守礼法、滥用权力，而非通常所谓的“骄傲”之义。
滥权乱法必然违礼。孔子曰：“礼以行义”，故“骄”者不义。不义之人必为不义之事，故“骄”者便有天纵之才，于儒家而言亦“不足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财曰富，有位曰贵。故贪图财富、恋栈权位的为政者，必然会为求取富贵而行不义，从而背弃儒家“士不可以不弘道，弘道不可以不坚毅”的士人理念。故“吝”者之于儒家亦“如浮云”般“不足观”也。
权力若不受制约，犹如野马不受控制，则当权者必会滥权乱法，是为“骄”；又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故“骄”者必会以滥权乱法谋取富贵、满足欲望，是为“吝”。针对这种政治弊端，孔子给出的对治方案是“富而好礼”，就是让为政者乐受文明的教化和法律的约束。换而言之，任何为政者，无论其是个人还是团体，都不能将自己凌驾于“礼”——亦即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上，否则必然会产生“骄而吝”之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治弊端如此，福山所谓的美国政治弊端亦如此。
“富而好礼”要靠文明教化，而文明教化又必须要依托于文明化的制度架构才能实现。不受制约的权力是“骄且吝”的，是反文明的。其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必然会阻挠社会的文明化。因此，要实现“富而好礼”，首先必须要有能约束权力的制度架构作为保障。但是限于技术条件，这种制度架构在孔子时代以及后来的两千余年中都无法根本实现。直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出现，孔子“礼治”的政治构想才具备了实现的条件。
周公忠厚仁爱，素有圣德。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道：“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但周公也曾受过“骄且吝”的流言中伤。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里有这么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中的“周公恐惧流言日”，说的就是周公被流言中伤之事。
话说武王去世时，其子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当时灭商仅二年，天下未稳，周公恐天下大乱，遂不避嫌疑，代成王摄政。当时即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图谋不轨。但周公摄政七年，鼎定天下，制作礼乐。之后归政成王，用实际行动洗刷了清白、破斥了谣言，证明自己并非“骄而吝”者。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尚且“不足观”，那些既无“周公之才之美”又“骄且吝”的为政者们，宁不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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