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军事将领，在行军打仗时不仅是为了君王，更是为了保护百姓，因此报君爱民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爱民是军队能打胜仗的根本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说：“兵要在乎善附民”，他认为亲民、爱民是军事的根本。是否能得到“百姓之力”，是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
他对人民的作用做出了著名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因此，君主必须要亲民、爱民，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军队更应该以爱民为基础。
民国初年杰出的大将军蔡锷也曾经说过：“古今名将在用兵时，都以安民、爱民为本。这是因为打仗用兵原本就是为了使人民安宁，如果反而扰乱、损害人民，是有悖于用兵的旨意的。”
曾国藩不仅从天下大义上强调了“爱民”的重要性，还将“爱民”作为行军之本。他认为天下兵法总结为一个词，就是爱民。
曾国藩在《致沅弟季弟·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中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宵旰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
曾国藩将“爱民”与“报亲”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大道理转化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更容易让将士们接受。
曾国藩所说的“爱民”就是要做到“不扰民”，他将“戒扰民，戒吸烟，勤字，廉字”看作人生之根本，也是军队能打胜仗的根本。
二、谨防“祸从口出”
俗话说“祸从口出”，有些人正是因为不分说话的场合，不注意说话的方式，才说了不该说的话，最终惹祸上身的。
在《致沅弟·忠义两全》中，曾国藩说：“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
曾国荃在来信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从曾国藩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荃可能说了一些议论当时朝政的话，并且涉及了当朝两位“红人”——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和恭亲王奕。
曾国藩认为曾国荃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因此很是生气，毫不客气地说弟弟“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
的确，在信中随意议论朝政，甚至指名道姓地议论当朝大臣，是不合规矩并且十分危险的行为。
如果信件被人在中途截留，那么很容易给曾家带来灾难，招致灾祸。曾国荃如此轻议朝政，与曾国藩一直以来推崇的平实的做人原则背道而驰。
三、做到忠义两全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都是因为一时的意气之语，最终招致了无妄之灾。
曾国荃此时在湘军中已经拥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受到他人的关注。
因为曾国荃在官场的时间不长，没有领略到其中的利害，因此才会这样忘乎所以，妄议朝政。而曾国藩和曾国荃是骨肉血亲，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曾国藩在看到曾国荃的这些敏感言论时，十分紧张和气愤。他用严厉的语气斥责弟弟，一方面是为了让弟弟改掉这样的毛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曾家的安危着想。
他在信中告诫弟弟：“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做人必须讲忠义二字，做官更应如此，既要忠君，更要讲义。
曾国荃后来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仅给兄长写信悔过，而且开始改正自己张扬的性格，用心带兵，最终建立了伟大的功业。
有人说，曾国藩写家书除了给家人看之外，实际上也是给朝廷看的，以表示自己的忠心。
这一说法无法朝廷验证。但从这些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曾国藩对朝廷的忠心，以及对家人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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