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大作家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翻译家，莎士比亚背后是朱生豪，终其一生，只倾心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其翻译将中西文化融为一体，在保留原著语感的同时，又不失中国古典的雅驯；罗曼·罗兰背后是傅雷，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也使得罗曼·罗曼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契诃夫背后是汝龙，他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是他翻译生涯的结晶，有评论者说：“契诃夫的感觉只在汝龙的笔端。”而2008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背后的许钧也绕不过去。
提起许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说到《诉讼笔录》，至少有很多人是有所耳闻的。这本书是勒克莱齐奥23岁写的成名作，1992经许钧翻译并引入中国，国人才得以了解这位法国作家。其实，早在十多年前，许钧就读到了勒克莱齐奥的另一本小说《沙漠》，深受触动，1983年他将此书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亲自翻译出版。70年代，许钧在法国留学，接触了大量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这让他逐渐对翻译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但让他真正确定翻译道路的契机，就是翻译勒克莱齐奥作品《沙漠》，在这个过程中，每遇到翻译上的难点，许钧就会写信向勒克莱齐奥求教，勒克莱齐奥也慷概大方，逐一解答，这么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起来。翻译的乐趣大概就在此，一方面可以将如此美好的作品分享给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又能在作品中品味出别样的人生，更何况还能与作者本人产生亲密的联系呢？
那么，许钧在踏上翻译之路之前有着怎样的经历呢？1954年生于浙江龙游，1970年，16岁应征入伍，你很难想象他对书籍的热爱，在部队里，他常常看书看得入迷，你也很难想象，此后他居然与法语结缘，考上了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刻苦学习法语，1975年毕业，于一年后到法国留学，跟翻译越走越近。在那段时间里，他嗜书如命，往往得到一本好书就会欢喜地像个孩子，恨不得跟全世界的人分享。他总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好像使不完。伏尔泰的启蒙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有深刻探索现实秘密的“新小说派”，无一不在许钧的内心掀起涟漪。他不停地看，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文学是令人无法抵挡的美女’，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位金发美女，我热切，想把我心中的恋人，介绍给别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她的无限魅力。”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许钧发现不了勒克莱齐奥。用中国的老话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许钧的这些经历，已然让他具备了“慧眼”。想一想，在留学岁月，法国有数不尽的文学著作，为何许钧就对勒克莱齐奥的情有独钟呢？这是很难说清的。缘分让许钧读到了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而自身对于其作品的了解与喜爱促使许钧着手翻译。
1992年翻译《诉讼笔录》时许钧有这样的感受：“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有着与六十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其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从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这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
此后，两人成为朋友，一晃就是三十来年。这份情谊也让勒克莱齐奥对中国产生了更加身后的认同感。喜欢李白杜甫，学习老舍，欣赏毕飞宇。目光从古代，转移到当下来。2008年，勒克莱齐奥冲出重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钧功不可没，2005年许钧有机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毫不犹豫说出了勒克莱齐奥的名字。他是存有私心的，但那时他还能推荐谁呢？勒克莱齐奥在他心里早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文学还是友谊方面看。当时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是：“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对此，许钧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是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的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有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如果说不上伟大，至少他是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这种深刻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对作品的细读之上的。
实际上，许钧在法国朋友颇多，很多人都是被他的真诚，那股子“痴”劲儿打动的。因翻译《安娜·玛丽》，许钧结识了法国当代作家博达尔。1998年，他到博达尔家中拜访，即刻就被其家中填满六七个房间的书给震惊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些法文书的世界里，甚至连和主人交谈的时间都没有。饭后，博达尔的夫人、法国著名的《观点》杂志文学版主编跟许钧说：“许先生，看你这么爱书的样子，今天我给你一个礼物，你看上的书都可以拿走，但这辈子只能拿一次。”这些书大多十分昂贵，有几本中国古典名著的法国译本，在1998年一本就价值1000多法郎。因为与博达尔家的友谊很深，他顾不上客套，立时选了法国七星文库出版的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后又欣喜若狂地装满了两大袋书。博达尔也全部慷慨地赠予了他。
许钧去法国访问时，曾在巴黎与有“法国钱钟书”之称的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先生有过一次三小时的长谈。分别一个月后，许钧回到南京，竟然意外地收到了艾田蒲先生寄来的12本书，全是他的著作，每本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先生在信中说：“其中有几部是手头仅存的，是孤本。送给你，因为你爱书，更因为你懂书。”另外一句：“杰出的同行，请允许我把我和你的见面视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不断地在欣赏着从你的脸上发出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这一点勒克莱齐奥也不例外。按许钧的话说，翻译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一件幸运的事，他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我想，勒克莱齐奥也是幸运的，内心的感谢难以言表，在对待许钧的翻译上，他诚恳地说：“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说这句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后果可能是自己的作品变得“面目全非”，可以想见，这是一种多么坚定的信任。
从某种程度上说，许钧实现了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再生”，人们了解了这位被忽视的法国作家，也开始研究他的作品，将他纳入更为广阔的文学蓝图。2013年勒克莱齐奥入主南京大学，就是更进一步的“再生”了。这其中当然少不了许钧这位老朋友的牵线搭桥。学生有福了，而对于那些喜欢勒克莱齐奥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一件乐事。
此外，许钧对后辈的提携和帮衬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读者对勒克莱齐奥作品的阅读与接受。曹丹红、紫嫣、袁筱一前后加入了勒克莱齐奥作品的翻译工作，一部部作品竞相面世。让更多的学者、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了解勒克莱齐奥其人其作。许钧总是鼓励后辈尝试作品翻译，让他们大胆地前行，好的成果往往会出版。
四十多年来，许钧默默耕耘，艰辛困苦不为外人道。而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对勒克莱齐奥作品的译介与研究。2013年编辑出版的《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就是研究之集大成，也是国内首部勒克莱齐奥研究专著。人们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会想起傅雷，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会记得朱生豪，但当人们谈论勒克莱齐奥的时候，也许少有人会追究许钧的过往，而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幕后的英雄。
早在1999年,法国政府便授予许钧“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以表彰他对法国教育做出的卓越贡献，许钧也是继何如之后第二位获得此荣誉的国内教授；2016年，许钧被浙江大学聘为院士级资深文科教授，这在翻译界实属罕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