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进化”这个词，大脑中的第一反应是进步。它译自英文中的“evolution”,源自拉丁文的“evolvere”，原意是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也指任何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自从19世纪以后，进化，或者演化这个词通常用来指生物学上不同世代之间外表特征与基因频率的改变。
达尔文并未对进化下过定义。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也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他用的是“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经改变的遗传）。他反对用“进步”之类的词来描述物种进化的过程。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对于基因学说一无所知，但是要了解他的进化论，基因学说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可以解释动物物种之间的相似与不同：所有物种在不同程度上相似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而每个物种又独一无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必须适应各自独一无二的生活和繁殖环境。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由大量证据支持，且科学家自那以后做出的发现也与他的理论相符。进化是长期的适应过程，跨越世代。基因学家发现：猩猩和人的基因重合度达到98.8%，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亲。
研究人员在提到人类特定的行为特性时会提到基因。例如，他们可能会说：唱歌的基因、攻击行为的基因和合作的基因等等。但是基因不会直接产生或控制行为。基因对行为所起的任何作用都通过它们构建和更改身体的物理结构而发生。这些结构与环境产生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因此，一个基因可能通过促进分析声音的大脑系统、或通过促进声带对唱歌的能力进行影响。对行为最有相关影响的是促进感觉系统、运动系统（肌肉和参与运动的器官）、和神经系统（包括大脑）的基因。它只能通过影响蛋白质分子的产生而对身体的发展产生影响。从生物学上讲，蛋白质塑造了我们。而基因是包含制造特别种类的蛋白质分子编码的DNA分子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人类、黑猩猩和鼠类的基因数量都差不多，都是约30,000个。
无论是在生化还是在行为层面，基因的作用都与环境的作用密不可分。很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经历，包括学习等所有种类的长期行为的作用都涉及基因的激活，从而产生蛋白质，反过来改变了大脑中某些神经回路的功能，由此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基因学家将每个个体继承的基因组称为“遗传性基因”（genotype），而把身体和行为特性的可观察属性称为“表现型基因”（phenotype）。同样的基因能有不用的作用，这取决于环境以及与其他基因的组合。拥有同样遗传性基因的两个个体由于环境的不同，其表现型基因可能大不相同。例如，同卵双胞胎，如果其各自抚养环境中的促生长因素不同，那么他们的个子可能有高矮，且如果他们的学习经历不同，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将不一样。
自1959年以来，俄罗斯的研究人员一直有选择性地繁殖驯服的银狐后代。在他们繁殖的银狐后代中，只有表现出最不怕人、对人最友好的银狐才有资格生育后代，结果是：经过30到35代以后，他们培养出和狗一样对人友好的狐狸。选择性培育能基本上影响任何行为特性，因为所有的行为都基于感觉的、运动的和神经的结构，而它们全都由蛋白质构成，这些蛋白质的产生有赖于基因。自然选择的遗传变异性通过两个来源发挥作用：（1）两性繁殖中基因的重新排列组合，及（2）基因变异。
基因变异是DNA复制时偶尔产生的不可被预见的错误，导致复制的基因与原来的基因不再一模一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基因变异是所有遗传变异性的终极来源。正如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发生任何随机变化所能预计的，新的基因变异更倾向于有害而不是有益，且自然选择通常会将它们淘汰。但是，偶尔会有一次基因变异是有用的，能产生影响有机体、使之以增加繁殖能力的方式进行发展。由于它对于繁殖起作用，因此有益变异在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中频率增加，在基因层面，这就是进化。进化完全基于基因的改变，且实践或经验不会改变基因。只有基因的随机性改变再接着加上自然选择，而不是源自每个人的经历，才是进化的基础。
在进化方面，只有自然界不断地变化才能保证物种不断进化。达尔文相信进化是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进化可能迅速、缓慢、或者根本没有，这都取决于环境变化的速率和性质、以及遗传变异性已经在一个群中存在的程度。环境变化刺激进化，这并不是通过相应的基因变异，而是通过促进自然选择。某些变异在先前可能不具有优势，可能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但是在新环境中会变得具有优势，因此它们通过世代进行传递。有时候，进化发生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科学家已经报道了一百多个已观察到的进化案例。诸如皮肤色素沉着等简单或微小的进化可在几个世代内发生，但是更复杂的改变需要更多的时间。例如，黑猩猩的大脑和人类大脑不可能通过几个世代才能形成，而是要经过无数次变异，每次变异都促进了黑猩猩（在其环境中）或人类（在人类的环境中）微小的选择性优势。当进化学家说到“快速”，他们一般是指成千上万年。
进化没有远见，并非我们所想的、是一个朝着预定的结果前进的一种神秘力量。进化并不是为了将来的某种目的而产生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是无用或有害的。生物在进化时无法预见到未来的情形。只有那些能够增加直接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基因变化才能通过自然选择扩散。第二，我们对于进化的另一种错误认识是：现有的生物有机体可以根据某些计划的目标设定的进化路线进行排位，如此一来，人类是“最进化”的物种，其次是黑猩猩，而草履虫可能排名倒数。但是，进化没有设定的路线，也没有计划的结果。各种生物具有不同的形状和行为特性是因为随机事件导致它们在环境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且每个生物的自然选择标准也不一样。草履虫并不会朝着人类的方向进化，它只是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适应自己的环境而已。第三种错误认识是：自然选择是一种道德上的力量，无论是其运作还是其结果都包含对和错、善与恶。我们会认为只要是自然的事物（包括自然选择）就都是好的，而恶源自于社会或人类这些非自然的事物。但是实际上，自然谈不上好坏、道德或者不道德，自然选择也不赋予任何特性道德美德。好战性同合作性一样，都是进化的产物，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没有评价两者道德性的必要。
与生物在自然界中不断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一直处于进化、演化的过程中。纵观人类的历史，各种社会形态层出不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从国家来看，有共和国、帝国、王国、合众国、联邦等等，制度层面有中央集权和联邦制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形态，和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一样，都是每个社会适应各自不同环境的产物。比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不可被复制，就是因为希腊的地理环境是多山、耕地少，造成了一个个规模很小的袖珍国家，经济主要靠手工业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商业，航海发达。而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等地理天堑而形成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国家。
在社会形态中，两个同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以在国家形式和制度上依然有差别。例如，美国和英国，一个是联邦制的合众国，一个是君主立宪制的王国。美国虽然曾经一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却没有拷贝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受本国的历史、宗教、自然条件等等诸多限制，发现君主立宪制最符合英国的国情。它的君主制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从以前国王与贵族和教会力量对比相对薄弱，到约翰二世与贵族议会签订分权的《大宪章》，到亨利八世为了一个男性继承人而与罗马教廷决裂，到新兴的、力量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议会处死查理一世，到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到恢复君主立宪制，体现了其社会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化的过程。而美国差不多是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可以根据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创立人类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完全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联邦制。美国是世界上三权分立最彻底的国家，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议会，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同时保留在议会的席位，而在美国，总统不能同时担任议员的职务。
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一样，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都是各个社会为了应对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但是有些可以人为地控制，而有些并不能。根据存在主义的学说，存在即合理。每个社会最终采取何种形式与制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正如种族之间无所谓优劣一说，每个社会形态也无需区分进步与落后，好与坏，正如自然界的选择一样。也正如自然界的环境千差万别，每个社会也不可能一样，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是每个社会适应其历史、环境、经济等等条件的产物。
但是，社会的进化，依然有同生物的自然进化不一样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种趋同性。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固然丰富多彩，但是当今的世界，似乎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民主的形式，尽管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其次，人类通过干预改变自然选择，培育对人类更加有利的物种，这在社会形态上也可以看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前苏联，它们都选择了一种全新的、以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社会体制和形态。只不过结局不同而已。
与自然界物种的灭绝相似，社会形态的种类也在减少，而且速度大大超过自然界的速度。这与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有很大关系。尽管社会形态无所谓好坏和对错，主要是历史和经济的产物，但是趋同的大趋势，看样子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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