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刚到后寨的时候,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只能粗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家平常只有两个老人和一个孙女在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有两间房,还是混泥土的砖房,儿子媳妇不在家,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先让给我们住。我们有三名女教师,挤在一间5平米左右的房间,两张床,有时两个睡一床,有时把床并拢,三人一起睡大床。
床是自制的木床,床沿稍高,中间垫几块木板,上面再铺些稻草,最后铺上一床棉垫,另外一张床是临时搭架子,摆上几块木板铺上一些稻草,两床并拢的时候,睡中间的人常常被床沿隔着后背,第二天腰酸背痛,所以我们经常换位置睡。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去到哪儿,我首要关心的是卫生间在哪里。我可以忍受住宿的简陋,但难以接受没有厕所。也许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现在还有这样的居民: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路坎上,几乎每户没有厕所,或者在房屋背后的山上搭建一个小木屋作厕所,那已经很好了。
我们所住的这户人家还好,自己有厕所,就在我们住的房间窗户下面。一年四季我们都不开窗户,因为窗户外面除了有厕所,还有猪圈,就在我们住的房间下。也就是说,我们住二楼,家畜住一楼。我们住的是砖房,主人家自己住他们的老房子,在我们对面,是木房,宽大通透,只是时不时会散发着奇怪的异味。
每次上厕所都要搭伴,从大门口的菜园经过,绕过菜地,就看到一个木门,还挂着把锁。同事第一次去的时候,蹲在厕所里忽然听到吓人的呼噜声,回到房间都要笑趴了,告诉我说:“我们,我们房间下面居然是猪圈……哈哈哈……”
“这里的人太奇怪了!自己住木房子,建起小平房不住,一层堆着杂物,楼下给畜牲住。实在令人费解。”同事这样说。
老百姓宁愿自己苦点,把畜牲养好的才能赚钱,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啊!这就是他们的观念。小的时候我们家也养过猪,每天母亲干活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喂猪,哪次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想起没有喂猪,就会立即放下碗筷去打猪食,看她那么饿还要那样做,我实在忍不住,说:“人先吃不行吗,它饿一会儿会怎么样!”因为每一次母亲都要先喂猪才吃饭。
可母亲自顾自地说,“要多喂它,它才会长肉啊,不长肉哪来的钱啊!”我顿时哑口无言。我明白,只有靠这样赚钱,才能给我们几姊妹交学费。
老百姓没有钱,家畜已经是最贵的东西,他们要守护好这些,给他们吃好的,住好的,将来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我们坚持了一个学期,秋天的时候,老人说他家儿子媳妇要回家了,所以不得已要我们搬走。
我们多想快点搬,最好搬到新房子的人家,可奇怪的是,寨上几户平房人家都是门窗紧锁,俨然没有人常住的痕迹。
最后我们找到一户平房,房主的女主人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员工柳大姐,谈好租金后几个风风火火搬东西去了。屋外正面贴着光亮的瓷砖,侧面刷了一层水泥,把屋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以为里面也会装修得光鲜亮丽,没想到屋里不仅没装修,连腻子粉都没刷,墙面尽是裸露的砖头。
晚上一关灯,就会听到不知从哪个墙缝里发出的蟋蟀的叫声,像音乐单曲循环似的不停哼叫。打开灯,它就忽然止住,关上,又哼起来,好像在跟我们作对。同事被这不痛不痒的单曲循环扰乱睡眠,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电筒去找蟋蟀的藏身之处,终于在一块砖缝里发现了一只小蟋蟀,她立即找一根小木棍去扎蟋蟀,我立刻把头埋进被窝里,实在不忍直视这惨烈的血腥场面。那只蟋蟀最终被同事消灭。
隔天晚上,又听到另外一只蟋蟀在哀鸣,大概在为它死去的兄弟哀伤吧!也或许它终于有机会翻身农奴把歌唱。总之,就算屋里没有蟋蟀的叫声,屋外的虫类也像在斗歌一样,时而此起彼伏,时而同台演出,你灭也灭不完,只好逆来顺受,任其嚎叫。花鸟草虫都带着清晰的泥土气息,有家乡的味道,我甚是喜欢。但同事是城里人,不太能接受,不过习惯了,就接受了,然后慢慢喜欢了。
清晨,小鸟成了我们的闹钟,在外面的树林里唧唧喳喳地叫,等我们起床,柳大姐一家都出门上山干活快回来了。他们总是天没亮就起床,简单吃完早饭后到地里干活,八九点回来,然后孩子们去上学,柳大姐去学校食堂工作。我们几乎比他们还晚点去学校。
别看我们是正式员工,人家柳大姐还不一定稀罕我们的工作,常常奚落我们,说我们还不是和她们一样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以前去打工一年赚的都比我们工资还高,她家那平房就是他们打工两年赚来的,她还劝我们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又何尝不是打工的呢,工作类别不同而已。外出打工的人何其多,丢下孩子的大有人在,他们为了去赚钱回来修建新房,建完房子又继续去打工,赚家里的生活费,只留下老人变成空巢老人,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没有美满的家庭,崭新的房子就只是个空房。有的回家过年,匆匆忙忙把房子建好又去打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房子是遮风避雨的地方,但家才是避风港。没有家人的房子,怎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家。要知道,有房要有人,有人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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