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海盗,立马脑补好莱坞演员约翰尼•德普｡林行止对此议论：除了和现实中的海盗有一点相似,即德普的性取向和很多海盗相同外，其他大多为妖魔化。在海盗历史上，最接近人们认为的烧杀抢掠的海盗形象就是北非海盗了。在数百年的劫掠中，这些海盗们总共绑架了一百多万人的欧洲各国海员和乘客,杀害了至少三百万人｡绑架后尽可能的收取赎金,如果收不到赎金,则将这些人贩卖到阿拉伯各国为奴隶｡读美国史，我才知道美国的早期历史曾饱受这些海盗凌辱｡1801年以前,美国人给北非四个奥斯曼属国进贡的钱,占到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20%【参看威廉·J·本内特的《美国通史》（上）152页】｡有意思的是，美国军事大国的建立却也和这些海盗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继承“烧杀抢掠”衣钵的现代海盗是他们的兄弟索马里海盗以及远房亲戚东南亚的马六甲海盗。这些海盗和本文的题目关联度不大，故不再漫谈之列。本文主要关于加勒比海盗。
记者出身的科林·伍达德以学术研究的精神,在他的《海盗共和国》序言中这样评价海盗在世界史中的作用：“加勒比海海盗真实版的故事,甚至比那些传奇更令人目眩神迷:失传已久的反抗暴君故事､撼动基业初创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海上叛变事件､被迫陷入停顿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点燃日后美国革命的民主观点｡海盗共和国是这一切叛逆的中心,那里是威权时代的一个自由区｡”
海盗的船有一个我们听起来相当耳熟的别称：浮动共和国（The Floating Repubulic）。和我们的“共和国”相同的是：组织严密、“无法无天”（毛主席语录）；不同的是我们的船长、大副等是钦定制、任命制。而真正的海盗船上自船长至“各部门”都是海盗们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没有“某某特色的”欺骗和愚众，简单的、人人都懂的民主制度使乌合之众不用理论“启蒙”就可以成为无敌之师。从一七一五到一七二五年的海盗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 of Piracy),为期仅十年的海盗,大部分是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但也有大量苏格兰人､法国人､非洲人,以及其他国籍人士,例如,荷兰人､丹麦人､瑞士人与美洲原住民｡尽管这些人的国籍､种族､宗教,甚至语言各异,仍然培养出一个共同文化｡海盗船在海上相遇时,时常会结合力量,彼此援助,即使一方船员主要是法国人,而一方是宿敌英格兰人也一样｡这群“乌合之众”、“叛逆者”选择以民主方式经营船只,多半因为这个“共和国”是浮在茫茫大海之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救生圈，每一个也可能成为他人的被遗弃者。只有依托一种公平的船上（社会）制度架构，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和温暖的船上生活（社会），这也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海盗们是如此设计“制度”的：“贼赃”平均分配，除了船长获两份，其余人人有份人人一份。不仅如此，被学者称之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犯罪组织”的海盗，他们在权力架构的设计也是煞费苦心，具体如下：1，不当独裁者。不是船长们不想当，而是当不了。在王法失效的海上，船长们的手段残暴只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被罢免。罢免看起来是一次举手表决或一张写着自己态度的薄纸，但如果没有另一只紧按佩剑或食指扣在火枪扳机的手，罢免也好，和谈也罢，都是乞求。船长们知道会议桌下是什么，海盗们更知道藏在桌下的那只手才是权利——那是唯一可以遏制权力的人权。如果谁胆敢破坏这种选举制度，第二个结果就是“叛舰谍血”。事实上，这种结果绝多发生在有国家背景的军舰、商船而不是海盗船上（了解海盗这段可以说是西方民主社会管治雏型的规章历史和它的有效运作性，我们就能理解美国的公民拥有枪支的天然权利，事实上，除了步海盗解放奴隶后尘的那次南北战争，美国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军人政变或者内战）。2，权力相互独立：战争期间，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平期间，“管事”（军需官等）负责粮食分配和分赃等，船长无权干涉；当出现规章不及的“灰色地带”时，不是船长制定和有权出台新法，而是由船员选出的“评审委员会”（Jury）讨论投票“释法”。3，人性关怀：在一个普通水手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的年代,是海盗首先推行了船员伤残抚恤金制度，不让船员（社会成员）流血后流泪是一种人道主义，更是社会保障的粘合剂。我不知道美国国防部“带每一个人回家”的承诺是否是源于海盗设计的人道关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搜寻美国失踪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光荣的使命”（前总统老布什语）的观念是美国成为世界上难以匹敌国家之因其一。意义绝不在于数字，而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才可能使国家伟大。
这所有的一切,与其他船只（国家军舰和商船）上的独裁政体形成强烈对比｡海盗的做强做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国家体制下的商船甚至军舰的人的“跳船”加入，这与海军与商船上的残忍待遇有着直接关联｡这些行家里手驾驭大海的能力在海盗民主体制下发挥到了最大，他们的主动加入使骷髅黑旗下的两根大腿骨置换为一对翅膀。
这种战时军人和平时文人的领导制度，用现在的说法是：正是这种“军队国家化”、权力制衡机制、公民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和遏制手段等，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有了制度的优越性保障，海盗曾经在历史上辉煌无比。单是加勒比海盗代表人物英国人巴沙洛缪·罗伯茨一支，全盛时期就有海盗三百五十多名。他们抢劫贩卖黑奴的船只并解放他们，而黑奴中很多选择“加盟”海盗，成为真正的亡命之徒。可以这样说，海盗是历史上最早自觉“废奴”的人权主义者。
这种“废奴”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奴隶主及农场主的利益，于是，英国海军剿灭了以罗伯茨为代表的海盗，奴隶买卖重新兴旺。据史料记载，一七二〇年，英国船只从非洲运往新大陆的奴隶人数为二万四千多，“剿匪”结束后的一七二五年贩卖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以“国家利益”之名实则作国家之恶可见一斑。
历史往往是掌权的黑手党撰写的。由于他们被赋予了合法化，所以他们就不会允许他们夺权的手段被复制，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尽抹黑之能事，另一方面不遗余力消灭之。只有腐败的土壤才会产生生长流氓和黑社会而不是相反——任何国家都是，而黑手党似的国家却把这个道理刚好颠倒告诉你。
最先对“海盗”神往源于年轻时读拜伦的《海盗生涯》，说起来好笑，那时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海。一直到1985年在厦门鼓浪屿，第一次站在海盗之子郑成功的屯兵操练之地，我遥望海的那边，希望能有一艘挂有白色骷髅下两根大腿骨交叉的黑旗出现，带上我。我相信，任何一个在一个城市生活二十多年的年轻人都希望过这样的生活：
在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地泼溅, /我们的心是自由的, /我们的思想无边,/迢遥的, /尽风能吹到､海波起沫的地方,/量一量我们的版图,/看一看我们的家乡!/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到处通行——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谁碰到都得服从｡/我们过着粗犷的生涯,/在风暴动荡里,/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噢,/谁能体会出?/可不是你, /娇养的奴仆! /······凡是懦夫躲避的, /我们反而热烈地寻找, /那使衰弱的人晕绝的,我们反而感到——感到在我们鼓胀的胸中最深的地方; /它的希望在苏醒, /它的精灵在翱翔｡/我们不怕死——假如敌人和我们死在一堆, /只不过, /死似乎比安歇更为乏味: /来吧, /随它高兴/——我们攫取了生中之生/——如果死了/——谁管它由于刀剑还是疾病? /让那种爬行的人不断跟“衰老”缠绵, /粘在自己的卧榻上, /苦度着一年又一年; /让他们摇着麻痹的头, /喘着艰难的呼吸, /我们呀, /不要病床, /宁可是清新的草地｡/当他们一喘一喘地跌出他的灵魂, /我们的只痛一下, /一下子跳出肉身｡/让他的尸首去夸耀它的陋穴和骨灰瓮, /那憎恨他一生的人会给他的墓镶金; /我们的却伴着眼泪,不多､但有真情, /当海波覆盖和收殓我们的死人｡/······呵, /在危险的日子那简短的墓志铭, /当胜利的伙伴们终于把财物平分, /谁不落泪, /当回忆暗淡了每人的前额: /现在, /那倒下的勇士该会怎样地欢欣!（《海盗生涯》节选）
时间将一个怀揣海盗梦的青年硬是孵化成了一只乌贼，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终于有机会在海边住了五年。那每天枕着海涛在陆地入海盗梦的五年，比任何时候都真实地享受到了心的自由和思想的真实。过往的日子涨潮扑面而来，又被我强行推了回去。站在记忆的退潮海滩上，看着沙滩上凌乱的、惨绿的、卷成女妖美杜莎蛇发一般的海带，我成礁石。这五年，每天看英国的海，学英国的语言，和英国人打交道，听英国的故事，渐渐的，我从石化中醒来，开始了对过往的收拾，思考个人的困顿和国家的失职之间的关联，对自怨自艾的愚蠢的反思，比较起体制与体制的不同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我意识到：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个人的悲剧都有其体制的无形的魔爪，而一个好的制度，则是体现在把个人尽可能地从悲剧中拉回现实的常态来。正是那五年从阴沟中爬到了英伦大地的经历，我才能看到老康德的星空，当再一次跌回阴沟中，我意识到：阴沟不是我们命定的生活环境，而是我们自甘于或者被迫接受这种社会生态的结果。
在阴沟里，我听到窨井盖上面的“治理一个国家和开一条船不一样”的洗地，我知道这是对中国古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选择性无视；而地广人多的借口，大多出自偷换概念为权力背书的既得利益者的流氓嘴中；至于“国民素质论”，更是“精英”们自觉护住“茴香豆”的孔乙己精神体现。悲哀的是，这种声音出自踩在我们头顶上的窨井盖，却得到了和我们挤在一个窨井的附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在颠覆传统教科书的一部美国史《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的前言里，作者撒迪厄斯·拉塞尔写道：“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数数，在叛逆者的推动下，有多少过去属于非法的享乐和自由，现在变成了你生活中所珍视或者希望拥有的享乐和自由。就让他们与遵纪守法者之间的冲突继续吧。”该书的中文版（山西人民出版社）赫然印有这段话：“民众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实行民主的客观需要，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初设定便是明证，它是素质低下的普通民众、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相互博弈的渐进结果。”
在一个没有“相互博弈”空间的社会，永远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组织——无论它是以国家、政党、民族等面目出现的，除非你有遏制住它的“博弈”武器，就像海盗们食指上的扳机和腰上的利剑。这是最为简单的海盗政治经济学带给我们的真理——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理的话。
二十一世纪写下以上文字，是对无法回到十九世纪的“望梅止渴”，也是对我们甚至不如几百年前的加勒比海盗和建国初期的美国“小人物们”的悲鸣。
注1：这篇文章写了一大半，觉得应该加一些中国海盗的内容，恰巧店里有一本《大国海盗》，作者的前面标注“澳大利亚”，我就直接带回家了。翻看序一，我傻了：戴旭。难道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空军上校吗？果然。忍着厌恶读下去才知该书的作者雪珥也是一个“大中华”人。当读到序一的这段：“雪珥先生看似在写海盗，实际是在舒展一种精神——我称之为海盗精神，即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加诸个人，则充满进攻性和战斗性，极致则杀人越货横行霸道；化身国家，则开疆辟土，威震八荒，乃至称王称霸。”我扔开了此书。
你们痛心疾首的是马汉(Alfred T. Mahan)于《海权论》所云的“统治海洋等于统治世界”，我遥想的是三百年前的海盗共和国的管理制度与战略技巧,这是足以媲美大航海时代的任何一个海事强权；你们做的是奴役所有人的帝国梦，我想的是乔布斯(Steve Jobs)曾说过的“如果可以当海盗的话,为何要加入海军?”
一个自称“甘为中华做鹰犬”的如此吹捧另一个自称是一个“历史拓荒者”的人的书，即使我再重口味，也很难读下去。你们自己SM去吧。
注2：注1所提及的，证明一个道理：书籍不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同时也可能是人类返祖的时间隧道。我被《大国海盗》的标注澳大利亚的作者所蒙骗而采购的这本书正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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