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在唐宋写诗词，不在明清写小说

宁在唐宋写诗词，不在明清写小说

01

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唐诗，我们脑海中立时便会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

杜甫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

提到宋词，我们脑海中也同样会浮现出许多美到令人窒息的词句，如：

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

而提到明清小说，我们也同样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许多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如：

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

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孔尚任的《桃花扇》。

毫无疑问，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三个词语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无法分割它们本身的平等性。

02

有句话说的好，科学不分国界，科学家却是分国籍的。

同理，运用到文学作品当中去，道理也是一样的。文学本身不受限制，但文学创作者却是受时代限制的。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每一个时代创作的主旋律。到了下一个时代，作为文学创作者，如果不能推陈出新，触类旁通，还是按照前一个时代的创作套路来写，难免会拾人牙慧，为后世所诟病。更重要的是难以突出本时代文学创作的特色，走不出自己的路子。

举个例子，李白登庐山后，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这首诗，不管是作品本身的妆物写景，抒情，还是写作手法上的比喻，夸张，想象，都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任凭你后世文人再怎么写，也不可能再写出比李白这首更绝的庐山诗来。

可须知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有才华的诗人大有人在。譬如，苏轼。

苏轼登上庐山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一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多少诗人到了庐山后都被李白的写作手法给套路了，可人家苏轼却完全没有按照李白的套路来，人家就写自己的风格，写他对庐山的人生感悟。

苏轼的诗篇，不仅足以媲美李白，也让后来者对他的横溢才华拍案叫绝。

所以，文学作品的创作，贵在创新。一个时代一个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定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特色。正因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才有了五花八门的文学类型。如：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03

在我们今天看来，不管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可是，深而论之，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对唐宋诗人的印象都高于明清小说家。

举个例子说吧，一提起李白，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个飘逸洒脱，快意恩仇，时刻都与美酒作伴的帅大叔形象。他狂傲不羁，率性妄为，耍起酷来时刻都有一种作死的节奏；

提起杜甫，我们联想到的是一个面目饥黄，忧国忧民的枯瘦老头。他贫困，疾苦，一张天生的大爷脸活脱脱像极了葛优；

提起苏轼，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满腹才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无一不通，无一不会的天才。一个走在大街上随便一招手，女粉丝就能立刻泪奔的全民偶像；

提起李清照，我们会立时心生怜爱，仿佛那个凄凄惨惨，寻寻觅觅，偶尔也会喝点小酒，打打扑克的才女就站在我们面前，期待着我们的抚慰与帮助。

可是，提起罗贯中，我们对他有印象吗？

提起施耐庵，我们能联想到他的形象吗？

提起吴承恩，我们能说出他的日常习惯吗？

提起曹雪芹，我们能说出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吗？

不能，只怕大多数人都不能。

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四个人往我们面前一站，不用说，我们立时都能认出谁是谁来。

一身酒气的是李白，长得像葛优的是杜甫，大胡子肯定是苏轼，妹纸必然是李清照了。

但是，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四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还能分清谁是谁吗？

可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会通过发型设计认出曹雪芹来，因为清朝人都留条大辫子。

可是其他三个人，我们能分清谁姓吴谁姓罗吗？

这就是我认为明清小说家不如唐宋诗人的第一个地方。

04

我们再来说明清小说家不如唐宋诗人的第二个地方：社会地位。

在唐宋，诗人们不但创作不受限制，而且能写出牛逼诗词的诗人还能名气飙升，连社会地位也会大幅度提高，并获得一大票粉丝。

譬如李白，凭借着一首《蜀道难》，让八十三岁的贺知章跪舔。称呼他“谪仙人”。不惜摘下金龟给他换酒喝。

同时代的文人更是争着抢着去结交他。有个叫汪伦的县官，为了能跟李白搭上线，不惜挖坑设计。他给李白写信说：

先生好景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此处有万家酒店。

这封信一寄过去，立马戳中了李白G点。李白二话不说，当即杀奔汪伦的县城而来。但到地方一看后却傻眼了。原来所谓的十里桃花，只不过是县城十里外有个名叫桃花潭的地方。万家酒店，并不是有一万家酒店，只不过是那个开酒店的老板姓万而已。

求李白此刻的心理阴影？不用说，李白心中已经有一万匹草泥玛在汪伦家祖坟上奔腾而过了三十回。

还有我们的大诗人杜甫，他更是李白的迷弟一枚。杜甫时刻都准备着抱李白大腿，这让后世不少崇拜杜甫的人，为杜甫打抱不平。

苏轼更是绝了，小伙子初到京城，就才震京华，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认可。说他是未来文章的大宗师，下一届文坛领袖。同时代的文人更是无法望其项背，一个个读着苏轼的诗词舔屏。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大概是因为苏轼的名头太大了，所以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才会本着“同行是冤家”的心态故意搞他，诬陷他，由此而上演了一出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最后，连一向与苏轼政见不同的王安石都站出来为他说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相比于唐宋时代成千上万个诗人的事迹，李白、苏轼二人的事迹只是管中窥豹。但也可以通过这两位诗人的经历看出唐宋诗人社会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

05

那么，明清小说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如何？

一个字：极其卑贱。

在明朝，对于苦逼的文人来说，写小说无疑是作死的节奏。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算是一位高产兼高质量的作家了，经他之手创作的作品有剧本：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小说：

《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以及与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

可是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呢？说句难听的，就跟现在写黄色小说的作者一样，被同时代的文人所诟病，瞧不起。

后来有一个叫田汝成的官僚，他在网上发文把罗贯中骂了够：

罗贯中编撰《水浒》，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还好之报。

意思是说，罗贯中这货因为编写了《水浒传》，所以他的子孙三代都变成了哑巴，这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

不过罗贯中这哥们还算走运，生活在明朝初年洪武时代的他，写本小说还可以拿着到处找出版社出版。可到了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时代，对于写小说的苦逼文人来说，可就远没有罗贯中那个时代那么走运了。

依照当时的社会观念，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其正当工作是写诗著文，而写小说充其量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在当时，文人写小说那可是最见不得光的事，比嫖娼养妓还可耻。更有甚者，认为当时写小说的人是在作孽，是要遭报应的。

譬如，明朝初年有个叫李昌祺的文人，小伙子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可是呢，就因为他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遭到同时代文人的嘲笑，死后竟然被取消进入家乡贤人祠堂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你看看这待遇，叫你小子拽，叫你小子写小说，活着不听话，死了都不让你好过。

再比如，清代有一个叫铁珊的“毒舌”，他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里是这样黑明清时期写小说的人：

“施耐庵作《水浒》，子孙三代皆哑。

这里跟前文提到的田汝成说法不一致，田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

袁于今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

听听这恶毒诅咒，对于当时写小说的穷酸文人，其社会地位的卑贱程度可想而知，貌似写本小说比当汉奸还严重。

高兰墅（即高鹗）撰《红楼》，终生困厄。

曹雪芹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一定会拉着高鹗的双手，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徒弟不白收啊，关键时刻可以替师傅背黑锅挨骂。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

我记得在家乡方言里，我们经常会说说谎的人是嚼舌根，原来典故出自这里。

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我只想说，见过糟践人的，没见过这么过分的。我不禁想问这个铁珊一句，金圣叹跟你何怨何仇？他是睡你姐姐了还是贩卖你妹子了？你至于诅咒人家断子绝孙吗？明清写小说的人跟你何怨何仇？他们是挖你祖坟了还是杀你全家了？你至于这么恶毒的编排人吗？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活的那更叫一个憋屈，老头五十五岁时因为看不惯官场的腐朽，于是打报告辞职。回家后，每天都吭哧吭哧的码字到凌晨十二点，花了大把大把的心血。好不容易写出了《西游记》，却又怕被人挖了祖坟，可怜的吴老头只得一脸憋屈的在《西游记》的封面上署上了一个假名字：华阳洞天主人。

在《西游记》成书印发一直到民国时期，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作者便是吴承恩，只知道《西游记》的几种刻本均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几个字。

时至1921年，胡适在《西游记序》里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说法，胡适在得到鲁迅先生抄送给他的关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材料后，便在《〈西游记〉考证》中持出了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主张。

吴承恩若是泉下有知，估计得啃穿了棺材板跑出来，拉着鲁迅的双手，泪流满面的鞠躬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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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同时代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吴承恩先生算是幸运多了，起码几百年后还有鲁迅这样一位学术界大V给他洗白证明，让他的名字可以正大光明的刊印在《西游记》封面上。

读过《金瓶梅》的朋友都知道（申明：我是个好孩子，从来都没读过《金瓶梅》。有读过的朋友我只想说一句话：请务必把书借给我！），《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一直是兰陵笑笑生，至于作者真实姓名叫什么，有什么耐人寻味的生活经历，后世就不得而知了。

究其原因，也是被当时社会环境坑苦了。清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文人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烧高香了，谁还敢奢求去写小说。

你敢搞文学，朝廷就敢搞你。就像大学问家金圣叹一样，学识再渊博有个屁用，终究也难免做刀下之鬼。

这就是我本文要说的“宁在唐宋写诗词，不在明清写小说”的原因。

结尾就用小品《卖拐》里范伟同志说过一句话来收场吧：

同样是搞文学创作的读书人，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